
《星雲大師全集》【傳記】 百年佛緣──文教篇.我和華人學者們的互動4-4
【作者:佛光山開山祖師星雲大師】2026-07-16高希均 我和學者教授往來,相談最為熱絡的,就是高希均先生了。 高希均教授,南京人,1936年出生,中興大學畢業後,先在美國密西根州立大學獲得博士學位,後來在威斯康辛大學任教,成為終身榮譽教授。他專精經濟,是世界著名的經濟學者。 我們最早結緣在1989年,當時我應《遠見雜誌》之邀,講述「我的大陸行」,探討兩岸文化、宗教、教育等交流事宜。那次之後,我們就經常往來,交換意見。 1993年時,高教授想為我出一本傳記,對於他的盛情,我實在卻之不恭,勉強應他所望。1995年,由符芝瑛小姐撰寫的《傳燈──星雲大師傳》,就這樣出版了。承蒙高教授的大力推薦,多次在全台的書店如金石堂等,進入暢銷書的十大排行榜。 後來,繼《傳燈》之後,他又再請符小姐為佛光山的一些比丘、比丘尼,如心平、慈莊、慈惠、慈容、心定、依空法師等人,撰寫成《薪火》一書。尤其數年前,天下文化出版了滿義法師所寫的《星雲模式的人間佛教》,不但一時洛陽紙貴,而且為我們所提倡的人間佛教定下規章、打下基礎,後來甚至被山東省的一所大學指定做為教科書。 高教授一心想為社會的文化教育盡一分力量,成立了「遠見‧天下文化事業群」,二十多年來,不惜成本、擇善固執出版許多膾炙人口的書籍,帶給社會大眾許多重要觀念的影響。比方,1977年他以「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」一文影響台灣朝野,勉勵大家要「讀一流書、做一流人」,要台灣推動「執行力」,發揮「軟實力」等等。我敬佩他這分對社會公益的堅持,後來,每年天下文化寄來為我出書的版稅,我都叫書記們寄還給他,表達一點對他在推動文化事業方面的支持。 前幾年,天下文化出版了《藍海策略》一書,其中提出的理論,一時在企業組織之間蔚為流行風氣。承蒙高教授說,數十年來,我提倡的「人間佛教」改變人們的生活,改變了大眾的思想觀念,進而改變遍及了這個世界,像一場寧靜革命,在海內外和平崛起;「人間佛教」的推廣,佛光山早已默默地在運用。承他說我一句:「是『藍海策略』的先行者。」其實,我們和高教授一樣,也是一本初衷想為國家社會服務,奉獻一點心力。 高教授為人坦率熱忱,擁有政經各界許多好友;過去以來,他經常邀約一些知己友人,如沈君山、張作錦、王力行等,或在台北,或到高雄,一、兩個月總要聚談一次。在佛光山參觀時,我們總是各述見聞,彼此毫無拘束,暢快淋漓。這幾年農曆春節期間,他也多次陪同夫人劉麗安女士,邀約好友夫婦,一起上山度假過節。 記得有一次過年,我們就在言談之間,高教授忽然問我:「什麼是人間佛教?」被他這一提問,倒讓我在剎那之間想到,我講了一生的人間佛教,竟然還是第一次被問到這個問題。不過,我也很快地就回答了高教授。我說:「佛說的、人要的、淨化的、善美的,凡是有助於幸福人生之增進的教法,都是人間佛教。」我看到高教授聽聞之後,高興得撫掌說好的樣子,自己也不禁跟著歡喜起來。 二十餘年來,我與高希均教授的往來,每一次見面,彼此就是這樣交心歡喜。我從來沒有問他信仰什麼?或者要他信仰佛教。聽說,他一個兒子是牧師,夫人劉麗安女士是耶穌教徒,但始終也沒有聽說高教授加入任何信仰。但是,在他幾次表達對「人間佛教」高度的肯定中,想來,應該可以算是「佛教之友」吧! 柴松林 除了高教授和我成為摯友之外,與我關係密切的,應該就是《人間福報》的總主筆柴松林教授了。 柴松林教授,1934年出生於遼北。他是統計學的專家,做過多所大學教授,提倡終生學習。後來創辦「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」,為消費者主持公道,對保護消費者的權益貢獻很大,其後,更是環境保護、殘障教育、公共利益組織的開創者,我稱他為「社會的良心」。 1985年,我從佛光山住持退位的時候,他在報紙上發表評論表示肯定,甚至表達:「 ……見其退位之智慧與退位後之修持,益增心中崇敬之情,而萌生終生師法之念。」後來,他真的成為我們的護持者。 2000年4月,我創辦了《人間福報》。一份初創的報紙,在台灣現有的《聯合報》、《中國時報》二大報的夾縫中,實在說,生存的空間有限。那時候,心定和尚擔任發行人,由永芸法師擔任總編輯,邀請柴松林教授擔任總主筆,他的社論鏗鏘有力,對社會現象提出針砭,對《人間福報》有相當的助益。 而我,也隨其從創刊開始,每天為「迷悟之間」專欄撰寫文章,整整三年,一共一千零九十五篇。接著「星雲法語」,到後來「人間萬事」、「星雲禪話」,也都以三年為期,各寫了一千多篇。到現在,已經寫到第五個「三年」,「星雲說偈」,至今從未間斷。 《人間福報》撐持了十幾年,柴教授辭去總統府國策顧問的職務,也辭掉很多大學的教職,但一直與《人間福報》同在。他從創刊擔任總主筆至今,一直給予《人間福報》最大的支持。期間,也曾擔任數年的社長,給予我在《人間福報》服務的徒眾們各種的指導和提攜。此外,他也參與由人間衛視與《人間福報》共同提倡的「媒體環保日」;為了培養學生閱讀風氣,推動校園讀報教育;擔任我們「公益信託教育基金」舉辦的「卓越教師獎」執行長;或出席相關讀書會、文化講座等;我對他這種種的盛情,真是感激不已。 2011年9月下旬,我應徐州市政府曹新平市委書記之邀,在斜風細雨中,為當地有一千多年歷史的「茱萸寺」重建落成說法。其實,在此之前,對方單位多次聯繫,弟子們擔心我年邁的雙腿沉重不便,幾番推辭。後來,得知柴教授希望促成這個因緣,感於他過去的情義相挺,我也就義不容辭的奔赴前往。 其他教授,如唐一玄、方倫、鍾錦德、鄭石岩、王邦維、杜維明、沈海燕、翁思再、閻崇年、康震、黃夏年、葛兆光、張新鷹等,還有許多外國的學者、教授們助我推展佛教,於佛學院授課,有的用文字宣揚,有的以口說傳述,還有許多的人,無法一一詳記,總之,我心中對他們真是充滿無限感謝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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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星雲大師全集》【傳記】 百年佛緣──文教篇.我和華人學者們的互動4-3
閻路-2 有一次,大學請他去講課,他花了好幾個小時準備的教材,沒想到,上台二十分鐘就講完了。他急得滿身大汗,不知如何是好。後來發憤用功,利用表解分層,從開頭到最後,以五十分鐘為一課。 之後,他講習慣了,一堂課就是一張表解,包括:力學、電池學、專科化學等等,內容非常充實。 出家後的慧源法師,對於佛學研究相當用功,我也希望他對佛教與科學的比較能有所深入。相信以他的聰慧,以及學術上的成就,必定能超越王小徐(著有《佛法與科學之比較》)、尢智表(著有《一個科學者研究佛經的報告》)等這許多科學家。可惜,沒有數年,他就溘然長逝,哲人其萎,實在令人嘆息。 鄭金德 再有就是西藏佛學專家鄭金德博士。 鄭金德博士,1942年出生台灣嘉義,曾經在佛光山文教基金會的資助下,前往大陸自助旅行,參訪、考察兩百多座寺廟。據他表示,每到一個地方,都深深地感受到大陸人民對佛法的渴求,許多寺廟都收有《普門雜誌》,卻不願示人,藏之如祕寶。那時,鄭教授對於我在大陸的弘法,也給了幾點建議:一、贈送寺院佛書及錄音帶。二、在當地設立道場。三、要有資訊聯絡辦法。四、成立永久基金會。現在想來,這許多意見,有的已經實現了。 因為和他有過這樣的因緣,我也邀請他在考察空檔,為佛光山叢林學院授課。鄭博士欣然應允,並且歡喜地計畫要開設「英文佛學選讀」、「藏傳佛教」、「中國佛教現狀」、「印度佛教史」、「佛教社會學」等課程。 之後,他還將多年收集的數十本佛教書籍,致贈給佛光山。很感謝他,以得來不易的法寶與佛光山徒眾結緣。 張澄基、沈家楨 在我的學人朋友當中,通達中、英文,以及漢傳、藏傳佛教的張澄基教授,應該算是第一人,同樣也在佛光山佛教學院上過課。 張澄基教授,湖北人,出生於1920年,是前湖北省主席張篤倫將軍的公子。他與中華民國開國元老于右任先生的第四女公子──于念慈小姐結為夫婦,在1949年遷往印度,輾轉又赴美國僑居。之後,就在美國賓州大學等擔任教授,講說佛學,和紐約商業鉅子沈家楨先生成為要好的朋友。說來,早期以華人學者居士身在美東地區弘法的,張澄基先生算是少數的了。 沈家楨先生的虔誠學佛,與張澄基教授有很大的關係。沈家楨先生對台灣的佛教也很有貢獻。例如,他支持李炳南居士在台中成立的「明倫學社」。這個社團主要在培養傳統文化人才,推動中華文化倫理,他希望李炳南居士能多成就一些青年人才。另外,1970年左右,沈家楨先生在美國成立「譯經院」,將佛教經典翻譯成英文,當時張澄基教授也參與編輯工作。接著,又在新竹成立在台分院,起初是沈居士自己兼任院長,1973年就由回台講學的張澄基教授繼任。 張澄基教授寫過《佛學今詮》上、下二冊,又譯有《密勒日巴尊者傳》等著作。尤其《密勒日巴尊者傳》這一本書,到現在仍然流行在台灣學佛的大專青年學生當中,影響可謂至鉅,也讓密勒日巴尊者在台灣比宗喀巴大師、班禪、達賴還要有名。 1972~1973年左右,張澄基先生曾在佛光山小住,夫人于念慈女士也陪同上山,在佛教學院講授佛學課程。他精通中華文化,尤其精於佛學,所以,以他曾經在西藏苦修苦學的願力,加上受美國西方新思潮的薰陶,他的教學很受學生歡迎。也曾有一段時期,受中國文化大學創辦人張其昀先生的邀請,在文化大學授課,後來才又回到美國。 可惜,張澄基教授在1988年,以六十八歲之齡逝世,令人不禁為佛教痛失英才,感嘆不已。 謝冰瑩 而在這許多的名學者當中,有一位深為大家所熟知的文學教授,那就是謝冰瑩女士。 謝冰瑩教授,也是出生於1906年,湖南新化人,他以一本《女兵日記》名聞遐邇。當時,他在師範大學任教,皈依慈航法師後,經常在佛教的刊物上發表文章,因此我和他也結了一些因緣。 那個時候,在台北佛教界的圈子裡,一些官員像立法委員、國大代表等,都有人學佛。有些學者,就是自己學佛,也很少參加寺院的活動。但是,像謝冰瑩、李恆鉞等人,他們卻沒有什麼顧忌,打起招牌,表明自己就是佛教徒。尤其,謝冰瑩教授還是一位非常虔誠參與法會的學者。 這是因為在1960年代左右,由於蔣宋美齡夫人重視耶穌教的關係,大家都不敢表態自己是佛教徒。因為一說出自己信仰佛教,就沒有職業了;資料上一填寫佛教徒,就不能出國留學、出國旅行。 那個時候,佛教很可憐,受到種種的壓抑,佛教徒好像是三、四等的公民一樣。所以,對於一些名學者,他們肯得在手上掛著念珠,口中宣揚佛法,毫不顧忌外緣勢力,總是令人欽佩。 我和謝冰瑩教授,常在一些法會中碰面,談論佛法。他對我這樣一個年輕的出家人,能談經說道,卻沒有學歷,感到可惜,因此也想幫助我在師範大學裡,取得一個大學的學歷。但是,我既沒有高中的畢業證書,也沒有初中的文憑,怎麼忽然就可以去念大學了呢?因而婉拒了他的好意。不過,我有一位同道浩霖法師,後來倒真的做了謝冰瑩教授的學生。 我雖然沒有大學畢業,但後來文化大學、東海大學都請我去擔任客座教授,感到自己以一個沒有進過學校的人,能站上大學的講台,也覺得稍堪自我告慰了。(待續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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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星雲大師全集》【傳記】 百年佛緣──文教篇.我和華人學者們的互動4-2
錢文忠-2 2005年開始,承蒙揚州市政府讓我們在市中心一千零三十畝的土地,興建一座「鑑真圖書館」,由慈惠法師負責督工。除了圖書館外,也設有一個可以容納千人以上的大會堂。在2008年元旦落成後,舉辦「揚州講壇」,每個月兩次,邀請兩位專家、學者在周末公開講演,錢文忠、余秋雨、易中天、于丹、余光中等,都是我邀請的對象。 錢教授的講演不但叫座,並且還承諾做講壇的護持者,幫助我邀約大江南北的知名學者人士前來開講。一時之間,「北有百家,南有揚州」的稱號,就此傳揚開來,揚州文化也好像起飛了一樣。 後來,宜興大覺寺要申請寺院登記,我邀請錢文忠教授做大覺寺的信徒代表,但地方宗教長官以「教授不可以擔任代表」為由,未蒙批准,甚為可惜。不過,錢文忠教授已經和佛教結了不解之緣,當然也就不在意是否成為信徒代表了,甚至有什麼事情,他也都自願護持。想來,錢穆博士雖然沒有和我多所交往,應該也會為他這位古道熱腸、與佛有緣的侄孫而感到歡喜吧! 而與錢穆教授有關的大儒,同樣以新儒家思想學說聞名,共創新亞書院的唐君毅、牟宗三等,也都是佛光山要好的朋友。 唐君毅 唐君毅先生,1909年出生,四川宜賓人;1956年第一次受邀來台參加活動後,就經常來往台、港之間;後來在1974年應台灣大學哲學系邀請,從香港來台擔任客座教授。在我開山兩、三年後,大概就是1970年代左右,他曾經特地來佛光山訪問,在山上盤桓半日。他是國際哲學界公認為「當代新儒家」的一位代表人物,也是香港新亞書院的創辦人之一。唐君毅先生在任教新亞書院期間,廣邀學界名宿來校主講文化講座,使得香港成為研究中華文化的重鎮。 我除了為他介紹佛光山開山、辦學的理念,並且向他請益有關辦學的理念想法,彼此相談甚歡。後來,他又邀約我到澄清湖附近他的住所拜訪、長談。和他講話,可以感受他溫文儒雅的風範,絲毫沒有一點疾言厲色,實在是一位泱泱大儒。 他曾說,世間上,沒有比自由民主更好的東西。確實,自由民主,是社會大眾共有的財富。但我認為,除了自由和民主,還要有平等、歡喜、幸福、安樂,這才是人間最可貴的。 記得1956年他在「人文友會」演講時,談到「人學」之道。他說,做學問完全是個人的事,任何人幫不了忙。就像我餓了,除非自己去吃飯,不然任何人都不能幫忙。這樣的說法,和禪宗的思想是一致的,所謂「如人飲水,冷暖自知」,自古以來,參禪悟道的大德,任誰不都是自己親證真理的嗎? 唐君毅先生滿腹經綸,為人氣勢宏大;但生於亂世的他,一身的才情與抱負卻無處可施展,所謂「英雄無用武之地」,實在令人慨嘆。 牟宗三 除了唐君毅先生之外,我後來和牟宗三先生就有了較多的接觸。 牟宗三先生,祖籍湖北,1909年出生於山東省棲霞縣,融通儒釋道。此外,他匯通中西哲學,並藉《大乘起信論》「一心開二門」作為中西雙方共同的哲學間架。 他是一位國學大師,我曾邀請他在台北松江路的佛光山台北別院做過講座,以及為台北女子佛學院的學生授課,他也回送我他的著作《佛性與般若》等。 他說過,他不是佛教徒,但平視各大宗教,縱觀異同,覺得佛教是人類最高的智慧,足以決定生命的方向。 由於牟教授對天台法華、般若空性,都深有研究,我特地安排他到台灣大學講演。 繼牟宗三教授之後,我又安排日本東京大學講座教授水野弘元先生,前往台大講課。在那個年代,大學裡不准弘揚佛法,更不准出家人在校園裡講演,但他們卻能接受這許多具有名氣的教授講學論道,因此,我特意邀約當代的大儒前來講說。 尤其,水野弘元教授是以日本出家人的身分站上講台,我對於能突破學校不准出家人上台授課的限制感到欣慰;但同時,我也對於台大認為遠來的和尚才會念經,卻不接受中國的出家人在學校講演的差別待遇,大感不解。欣慰的是,這許多學者教授,都與我們共同寫下一些令人懷念的紀錄。 數十年後,我受台大張亞中教授和校方的邀約,分別在該校做過兩次的講演。其中一次,還是由校長李嗣涔博士親自主持。我感到時空因緣在變化,總算學界對出家人的看法有些進步了。 閻路-1 說到邀請教授講學授課,我在1965年創辦壽山佛學院,1967年在佛光山創辦東方佛教學院,各界的教授都是我網羅的對象,例如:台灣大學的楊國樞、李亦園、胡佛、陳鼓應,以及中興大學的王淮、成功大學的唐亦男教授等,都是我們佛學院的師資。 其中,成功大學的總務長閻路教授,他甚至在佛學院教書之後就跟隨我出家,法名為慧源。他是一位研究自然科學的專家,上課時,深獲學生的喜愛。雖然是佛教學院,對於自然科學,我覺得,這也是現代佛教徒所應具備的知識。 他在數年的教學中,每堂課的教材筆記都是一張表解。從上課鐘一響,他就開始在黑板上畫圖表解,一直到下課鐘響,剛好一個講題結束,真是堪稱一絕。 他告訴我,這是因為他二十六歲時就做了工礦公司的正工程師,那個時候,教育部的法規認定,正工程師與學校的正教授是同等資歷。(待續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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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星雲大師全集》【傳記】 百年佛緣──文教篇.我和華人學者們的互動4-1
近代以來,舉世之間由於各項發展迅速,教育普及,各行各業的專家學者不斷湧現。說到學者,自古以來中國人向有「萬般皆下品,唯有讀書高」的觀念,這種思想姑且不論是對是錯,文人學者向來備受尊崇、禮遇,享有極高的社會地位,也發揮一定的影響力,這都是不爭的事實。 甚至古代做皇帝、宰相的人,不一定留名於後,文人學者卻能名垂千古。例如,漢武帝的功業彪炳,但是被他施予刑罰的司馬遷,由於他撰寫《史記》對後世影響至鉅,成就早已超越漢武帝。又如唐詩泰斗:王維、李白、杜甫、白居易等,他們的作品,至今仍為人所稱頌。唐宋八大家歐陽修、蘇東坡等,在歷史上也受到萬人推崇。 而宋、明之間的王陽明、朱熹、程頤、程顥、周敦頤、張載、陸九淵、顧炎武、黃宗羲等,都是一代名士大儒。就是到了清朝末年、民國初期,像曾國藩、康有為、章太炎、譚嗣同、楊文會、梁漱溟、蔡元培、梁啟超、胡適等人,都是一代的學者大家、人中俊傑,與佛教也有一些因緣。 對於古代的先賢學者,我們無緣親近,但當代文史哲的學者,卻可以視為今日之孔孟,值得我們敬重。在我認識的學者中,第一位當屬錢穆博士了。 錢穆 錢穆先生,出生於1895年,江蘇無錫人。他淵博的思想學識,令人讚賞不已。我記得1969年,台北善導寺舉行文化講座,邀請他講演「六祖壇經大意」。講演後,讓不少聽眾心儀,尤其那個時候,台灣正倡導復興中華文化,他推崇《六祖壇經》,將之列為必讀的典籍之一。 錢博士在講演授課時,擅長引用一些小故事,將生活中的佛法告訴普羅大眾。例如,他講到「禪心」時,問大家要如何才能證悟呢?他說,這件事別人不能代勞,非得要靠自己才行。他舉例: 有一個老偷,想把技術傳給徒弟。一天夜裡,他把小偷帶到一戶人家下手,由他自己把風。 正當小偷要得手的時候,老偷忽然大叫:「有人偷東西!」 這一家的男女主人趕快起身要抓小偷,小偷不得辦法,倉皇之中,就藏身在衣櫥裡。夫妻兩人看不到小偷,準備再回去床上睡覺。小偷在櫥子裡想著如何開脫,靈機一動,便學老鼠吱吱叫了起來。這夫妻一聽,就說:「哦,是老鼠啦。」 正在這對夫婦心情放鬆的時候,小偷趕快打開櫥子,越窗而逃。夫妻兩人一驚,從後面追趕。黑夜中,只聽到腳步的聲音。 小偷知道難以擺脫追趕的人,看到旁邊有一口井,拿起大石頭,便朝井裡一丟,「砰」的一聲,夫妻兩人追上來:「哎呀,糟糕,小偷掉到井裡去了。」因為怕惹上麻煩,兩人就趕緊回家了。 小偷脫身回到家裡,氣沖沖的問老偷:「你為什麼出賣我?你不是說要傳授我技術的嗎?」 老偷問:「你怎麼跑回來的呢?」小偷如此這般陳述了一番。 老偷微笑地說:「這不就是已經傳授給你了嗎?」 錢穆博士的講學,就是這樣深入淺出,讓人明白易懂。 1949年,錢博士在香港籌辦「新亞書院」,我也有熟悉的同道、朋友,如悟一法師等,都曾在他的門下學習。 後來我在佛光山開山,他也曾到山上來,可惜沒有事先通知我,等到他要下山時,我偶然經過客堂,知客師告訴我,剛才有一個小老頭,他說他叫錢穆,想要見你,才剛離開不久。 我一聽大驚,錢博士駕到了。我追趕上去,他已經到了山下,準備乘車離開。由於當時上山、下山交通不易,早期佛光山的住宿設備也不周全,我也不便留他,只有隨他而去。 我一向儒佛不分,對於錢穆先生諸多的思想學術著作,像《國史大綱》等,雖然是站在儒家的立場陳述,卻也同樣地尊重。失去和他親近請教的因緣,感到有一些遺憾和惋惜。 不過,後來我在無錫宜興重建祖庭大覺寺,那裡正是錢穆博士的故鄉。他的侄孫錢文忠先生,成了我在大陸的忘年之交。 錢文忠-1 錢文忠教授,1966年出生,是季羨林教授的關門弟子,他曾赴德國留學,現任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。2005年,我作客在北京釣魚台賓館的時候,他特地從上海飛到北京,我非常樂意與之相見。因為錢教授是宜興人,我正要到宜興恢復祖庭,當然要獲得宜興人士的支持,何況他又是一位教授呢! 錢文忠教授和他的叔祖錢穆先生同具才華,不但年輕有為,對佛教更是熱忱。北京見面的因緣之後,他就常到上海的普門經舍,與我探討佛法;在宜興大覺寺未竟工程的簡陋工寮裡,他也曾數度光臨,和我暢談古今。 記得2008年7月,大陸和台灣相隔六十年後,首度直航,東方航空公司從南京起飛到台北的首航班機,就是邀約我和錢文忠教授坐在第一排一號和二號的位子。那天,他的心情激動不已,後來特別撰寫〈首航台灣札記──為什麼我們的眼裡充滿淚水〉一文,發表在《人間福報》上。 他還告訴我,要把這張和我同座的登機證保存下來,因為這是珍貴無比的史料,可以做為歷史的見證。 那一次,他在佛光山盤桓數日,當他要返回大陸的時候,其他台灣的特產都沒有購買,就只攜帶了《佛光大藏經》、《佛光大辭典》等出版品,以及多箱的書籍回去,可以看得出,他真是一個愛書如命的讀書人。 錢文忠教授的文才一等,口才也很相當。2007年,他在北京中央電視台的《百家講壇》中講說「玄奘西行記」,當時創下兩個紀錄:一是開播以來收視率最高的節目,有超過上億的人口收看;二是以四十一歲的年齡登上《百家講壇》,成為當時最年輕的講主。 他後來出版的《玄奘西行記》,聽說暢銷數百萬冊,影音光碟就更不計其數,在相關佛教題材的出版品裡,可說是數一數二。(待續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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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星雲大師全集21】佛教管理學.監獄篇──苦難的人更需要佛法④
三、思想犯的人權自由 對於受刑人釋放出獄了,一般人都會害怕他們;但我覺得,他們可能受過冤枉、受過委屈,就算真的犯罪,也已經受過刑責、處分,就不應該再受社會的歧視。所以對於釋放出獄的人,我特別喜歡和他們交往,像過去出獄的朋友當中,尤其是思想犯,我最不畏懼。 如作家柏楊先生,後來也成為我的好友。每一年我多少在經費上給他一點幫助,他也會到佛光山來,還帶了太太張香華女士來山上過年,跟我們同聚,視佛光山如自己的家。 他曾經跟我說,要成立一個「人權教育基金會」(即「國際特赦組織中華民國總會」,後來稱為「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」),主張廢除死刑。我雖然對他很尊重,但還是跟他說,我不能參加你這一個分會。 為什麼?在我認為,死刑不可以廢止。無論犯什麼罪,都可以免除死刑,唯有犯殺人罪不能。因為你殺人致死,怎麼能不被殺呢?這是佛教的因果,我不能違背因果,如果說殺人者可以不被殺,那我們對因果就不能信賴了,所以我不能苟同。我說過之後,他不一定能諒解我的想法,但彼此還是相互友好。後來,他們還常常商借台北道場召開會議,我也成就他們給予方便。 這當中,我非常尊敬清華大學孫漢觀先生,他被稱為「台灣原子能之父」,不畏懼困難、權勢,在柏楊先生坐牢期間,多次向最高當局反映,設法為柏楊脫困。柏楊只是翻譯《大力水手》漫畫,描述一對父子流落到小島樂不思蜀,在島上建立國家、競選總統等,當局就認為他有所影射,以此判他十幾年的徒刑。我覺得這太過嚴重了,對於政治犯、思想犯、言論犯,他們只是意見、看法不同,就要受這樣嚴厲的判刑,實在不應該。 像台北科技大學(前身為台北工專)李武忠教授,皈依法名叫「月池」,他們夫妻就為了女兒的教育觀念不同,太太居然密報他和共產黨有過來往,後來他因此也被判刑十年,關在綠島。期間,我一直和他有書信往來,他也擔心我,就說:「大師!為了你的安全,你不必和我往來。」不過,我不覺得這有什麼可畏懼的,他出獄以後,我們還是一樣照常連繫。 關於思想犯問題,我在大陸叢林念書時,就想,只是講個話,思想意見不同,包容一下就好了,為什麼就要治他的罪、要殺頭、要槍斃?這種權力實在可怕,因此應該要爭取思想自由。 我認為,要用自由、容忍、與人為善、從善如流,來化解彼此認知的不同,我想,這也算是我學習的管理學。 四、我和綠島的因緣 大概在佛光山開山二十年後,綠島有一位少將沈雪峰將軍,到山上來訪問我,希望我捐獻一尊觀音像供在綠島。我一聽,非常樂意,就花了二十萬元左右,訂製一尊觀音像,捐獻給他。這位沈將軍,原來是綠島看守所所長,後來也請我到綠島去說法。 在綠島監獄,我看到那許多受刑人腳鐐手銬的,實在心有不忍。這裡只是一座孤島,把他們放出來走動,我想也不會橫越大海逃脫,何必在手腳加上械具那麼磨人呢? 好比過去有所謂「千刀萬剮」,什麼叫做千刀萬剮?就是對你判決死刑,但不是一刀砍頭這麼乾脆,而是讓你受刑一千刀而不死,受盡折磨。像明末大將袁崇煥,他就是被施以萬剮千刀的刑犯,實在是冤屈。一位忠心耿耿的大臣,到最後竟落得如此,不禁為這許多皇朝忠臣感到不平,也為這許多是非不明的帝王冤屈了多少的好人、善人而覺得不義。 當然,犯罪受刑法是應該的,但是受冤枉是不應該的;過去,日本武將楠木正成將軍,在他受冤枉臨刑前,留下了「非理法權天」的感嘆。意思是,「非」(不對)不能勝過理(道理);「理」不能勝過法,你說你有道理,但你不合法也不行;「法」不會勝過權,因為有權力的人,可以制裁你;但最後,「權」不能勝過天。「天」是什麼?因果。最後,因果會公平的為大家做定奪。 因此,「非理法權天」成為我在傳教的時候,經常提起的一個道理,讓我為這些受刑人、受冤枉的人,稍微提出一點申訴、提出一點聲音,來為他們呼喊,在不公不平之下,也希望有仁德之人能為他們挺身而出;因為在我們認為,中華文化應該是以仁義治天下,不是以權力、暴力來懲治人權。 今年(二○一六)是佛光山開山五十周年,沈雪峰將軍也上山來,在「話說佛光山」的時候,也提到綠島觀音像這一段因緣。我與他談起當初在綠島的情形,很多受刑人,像「孫立人案件」的少將郭廷亮,以及李敖、柏楊、余登發、陳菊、施明德等人,他們都是國家社會的精英人才,在權力的壓制下,受到不公、不平等待遇,實在可憐。他們人生的精華歲月,也都在綠島上度過了,不禁讓人慨嘆唏噓不已。我們沒有辦法去判斷究竟,只有讓因果去處理吧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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