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《星雲大師全集》【傳記】 百年佛緣──文教篇.我與藝文界的朋友們5-3
【作者:佛光山開山祖師星雲大師】2026-05-27郭嗣汾-2 歲月不待人,現在大家都老了,聞說郭嗣汾先生今年(2011)九十三歲依然健康,佛陀紀念館落成典禮時,他還特地前來祝賀。我就用當初寫給吳修齊先生的話祝福他: 人生六十稱甲子,真正歲月七十才開始, 八十還是小弟弟,九十壽翁多來兮, 百歲人傑不稀奇。 神秀一百零二歲,佛圖澄大師,還可稱做老大哥; 多聞第一的阿難陀,整整活了一百二十歲; 趙州和虛雲,各自活了兩甲子; 菩提流志一百五十六。 其實人人都是無量壽,生命馬拉松,就看郭嗣汾先生了。 劉枋 劉枋女士,山東濟寧人,1919年出生。他的著作豐富,下筆迅速,在近代台灣的作家群裡,應該算是老牌的了。 劉女士他們這一輩的文人,在年輕時候為國家寫作奮鬥的歷程,我是不太了解,但是年華似水,人到了一定的年齡,在公務生涯中也要屆齡退休;就是在世俗上,一般人的功名、道德到達相當成就的時候,也都會感覺要隱居了。我不知道劉枋是什麼因緣,透過郭嗣汾、司馬中原等人介紹,告訴我說:「一位老牌作家劉枋女士想學佛,希望上山來親近佛教。」 我對於文人作家一向非常崇拜,當然樂於給予這個因緣,就如孟瑤女士也在佛光精舍住過相當的時期。劉枋到山上來,應該對於他的寫作生涯,還是有幫助的。 「劉枋上山了!」「劉枋學佛了!」在藝文界一群作家中,也引起了不小的騷動。不過,劉枋可能自覺自己是老大姐,對那許多小老弟之間的談論,一點也不受影響。他在山上真的是念佛、拜佛,閱讀藏經,虔心學佛,偶爾,也會在佛教學院為學生上幾堂文學課程。 他一直想要為佛光山做一些貢獻,一位女作家除了寫文章以外,能對佛教的道場做些什麼貢獻呢?那時候的佛光山,還沒有佛光會,也沒有創辦報紙,也沒有設立電台,只有一所普門高中。依他的資歷、年齡只到高中教書,對他而言,已經是划不來的了;我看得出他也很著急,因為他的人生充滿雄心壯志,充滿了活力,還想為這個社會進一步做一些工作。 人生還是需要有舞台的,佛光山到底是一個佛教道場,不是一個女作家的舞台。不過,劉枋很用心,經常把女作家們一團一團、一隊一隊的帶來佛光山參禮。我記得他們大部分都是文藝協會的成員,如:邱七七、丘秀芷、蕭颯等;或者他也邀約文藝界合唱團的團員來山唱歌,其中,音樂家蕭滬音女士後來認真的為佛光山創作佛曲,這也是受劉枋的影響。 影響文友 結緣佛教 之後,我也請劉枋邀約一些作家到佛光山海外道場旅行,並請他們寫一些旅遊的文章,表示作家們都與佛教結緣,後來也結集出版。隨著時代的轉變,那時候的寫作世界也慢慢起了變化,大家開始用電腦,逐漸改變閱讀習慣。大眾漸漸的也不看書、也不看報紙了,書籍雖然如期出版,卻已不復他們年輕時候那樣洛陽紙貴的景況了。 後來,我請他擔任《覺世旬刊》的編務,不過他是自由寫作慣了,做編輯並不是他的本行。從1986年起,他在佛光山住了將近十年,後來不知什麼原因下山去了,是家裡的兒子令他掛念?還是家裡的長輩要他照顧?總之,家家有本難念的經,我也不知道為什麼他要回去。但我知道,回去對他並不利,因為在佛光山有很大的空間可以運動,回到位於永和四樓的公寓裡,上下樓對他因糖尿病引起的腿疾,一定會造成不便。但是人各有志,我也只有尊重他,並且常常請在山上與他談得來的朋友,如:永芸、永懺法師等人前去看他。 劉枋的性格豪邁、坦率、直言,應該不容易和人相處,他可以在僧團裡安住身心,大家都很訝異。當大家來看他的時候,他也確實非常融入我們的生活,受到山上大眾的尊重。2007年,他以八十八歲高齡去世,許多的文壇好友都前去悼念,懷念這一位文壇女俠劉枋女士。 司馬中原 在最初的文壇作家中,像何凡、林海音、公孫嬿、瘂弦等,都曾經是我往來的朋友,當時我將北投的普門精舍作為在台北的據點,所以這許多文友就常常到那裡聚會,我的廚房鍋小,大家也不嫌棄,一碗麵招待,其樂也融融。 後來我到了南部,最初在高雄的壽山創辦了壽山佛學院,和一些文友還是有來往。例如:撰寫《紅頂商人》的高陽,我們也多次邀請他前來講演;又如司馬中原先生,他雖然是天主教徒,我也不以為忤,不覺得有距離,我們仍然是朋友,因為學問不分宗教,所以我也請他在壽山佛學院做過多次講演。 信仰不同 友誼無別 我記得有一次,司馬中原先生在講演的時候提到,他雖是天主教徒,但是身上流有佛教的血液。他說在中國,一個人不管他信什麼宗教,血液裡都有佛教的成分,因為幾千年來,從祖先代代流傳下來的習慣,只要有了疾病,或是面臨苦難的時刻,若不是稱念「阿彌陀佛」,就是祈求「觀音菩薩」,這是一種自然而深刻的佛教信仰。我認為司馬中原先生,真是一語中的。所以雖是信仰不同,可是我們的友誼沒有分別。 司馬中原先生,1933年出生於南京。他是一個軍中的作家,當時軍人的待遇非常微薄,似乎他的家累也很重。因此為了維持家庭,他一面服務軍中,一面侷促在他的小房子裡,寫出很多的作品,如《狂風沙》、《大漠英雄傳》、《鄉野奇譚》等,可以說著作豐富。 可惜,國家對這許多搖筆桿子的文人,並沒有給予特殊的優待鼓勵,都是靠著自己的一支筆,苦苦的維持生活,撐持家庭,所謂「筆耕」,實在是不容易。 後來有了電視,司馬中原先生在電視節目裡談起鬼故事來,一時,電視的收視率提升,大家都希望聽聽司馬中原講鬼故事。 說到鬼故事,最讓人好奇的就是談狐說鬼的《聊齋誌異》了。文裡的狐仙、好鬼,不但不可怕,還很可愛,搞得人心又怕狐鬼,又愛狐鬼。司馬中原在電視裡談鬼說怪好幾年,我和他見面多次,竟然也忘記問他:「究竟你認為世間有鬼?沒鬼?」 在佛教裡面,對鬼的看法是「人鬼殊途」,因為人有人的世界,鬼有鬼的世界,就等於是虎豹在深山,鳥雀在樹林,魚蝦在大海,昆蟲在土丘裡,所以中國人講陰陽,陽界是人類所居之處,陰界是鬼的地方,因此「鬼」是茶餘飯後可以說一說的題材,至於說真的活見鬼,那就不容易了。 寫到這裡,最後有一件事情我想要告訴司馬中原先生。曾經有一次他跟佛光山的弟子說到:「星雲大師那麼多的文章都是他寫的嗎?他哪裡有那麼多的時間?」 不過,現在我要說:「司馬先生,那許多文章都是我寫的,只是現在老眼昏花,已經不容易動筆了。有部分的文章,我口述,由徒眾幫我記錄,這種情況是有的,但每一篇文章必定是出自我手,或是出自我口,這是不容懷疑的。」(待續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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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星雲大師全集》【傳記】 百年佛緣──文教篇.我與藝文界的朋友們5-2
柏楊(郭衣洞)-2 1967年佛光山開山後,每天為了工程的進行、經費的籌措而忙碌,我也沒有多餘的時間去看報上的文藝作品。在開山期間,原來喜愛文學的我,幾乎一度成為土木工程師了。 就在這個時候,忽然聽說柏楊先生為了一篇連環漫畫「大力水手」,被政府逮捕、判刑,後來送到綠島拘禁。有「原子能之父」之稱的孫觀漢教授,一直為他大力奔走呼籲,尋求營救,要求釋放柏楊。我覺得當局們的肚量也太小,中華民國已經自由民主了,只是一點言論,有這麼嚴重的罪過嗎?我也為柏楊感到不平。但是那時候,像孫觀漢這樣的科學家,對中華民國原子能的發展有這麼重要的貢獻,他十年如一日的奔走呼籲,都沒有辦法,我們哪裡有什麼能力呢? 除了閱讀他的作品,柏楊先生以往作家的生活我並不了解,只知道他出生於1920年,是河南人。聽說他的家庭,因為他被判刑關在綠島而妻離子散,這恐怕是人生最悲慘的事情了。後來終於經過國際特赦組織的營救,讓他提前二、三年出獄,恢復自由之身。出獄後,任教於北一女中的詩人張香華女士願意嫁給他,並且照顧他,我們感到張香華女士的情義,實在令人崇敬。 柏楊被釋放了,大家真是歡喜,這也看出台灣的政治進步了。 柏楊獲釋後,積極推動有關人權事務,他參與國際特赦組織,並且擔任台灣分會的會長。他們來商借場地開會,我要台北道場的住持無條件借給他們使用。他希望我參加他們的集會,我雖重視社會關懷,但對於政治性的團體,接觸並不多。 倡導人權 尊重生命 他倡導人權不遺餘力,在推行人權教育上,發現到一般人把人權當作是政治性或黨派問題,但他認為人權是生活的、是倫理的、是家庭的、是社會的,這項權利是與生俱來,跟生命等值。人類生而有自由、平等和尊嚴的權利,任何人在任何地方,甚至在法律之前,都有完整獨立的人格。我也告訴他,佛教是最尊重生命、人權、甚至生權,因為佛陀悟道後的第一句話「大地眾生皆有佛性」,就是宣誓「眾生平等」的思想。 談話中,我們對於廢除死刑的議題,彼此有不同的看法。 他主張要廢除死刑,我則認為犯什麼罪,都可以不用死刑,但是殺人致死者,若要免除死刑,這並不合乎因果,我不能同意。因為這個思想見解,不是我星雲個人的,這是佛法講的「因果論」。 殺死別人,自己不死,這不合因果;我如果也這樣子主張,那我就不能依止佛法,我就不是佛教徒了。如同一場辯論,他有他的看法,我也堅持我的意見,大家各自表述而已。 柏楊一生非常的用功,被關在綠島期間,著手將《資治通鑑》撰成白話文;出獄後,又歷經十年時間整理完成,並且出版。 我曾經購買幾十部送人,因為《資治通鑑》白話版經過他的解釋、註釋,讓初學的人一目了然,值得推薦。我提倡白話,但是要我和他有一樣的功力,把佛經典故寫成像《資治通鑑》白話文,我就力有未逮了。 自從柏楊先生出獄以後,我因為掛念他沒有職業,生活不知如何安排,連續好幾年的春節,都請人代為致贈十萬元紅包給他,這也算我對於文化人、愛國的良心人士,表達崇敬之心。晚年,他也曾到佛光山來拜訪敘談,甚至有一年春節,他們夫妻也上山圍爐,與大家一起過年。 回顧柏老一生,依他的功勞品德,以及他所受的苦難,應該值得讓我們社會上有良知的人對他尊敬了。 郭嗣汾-1 說過柏楊,在文藝圈中,郭嗣汾先生應該是我最懷念、最尊敬的人。 回憶起1958年我接編《今日佛教》,需要登記自己做發行人。但是當時的法令,發行人要有大學畢業的文憑,我是連小學畢業證書都沒有的人,怎麼能登記做《今日佛教》的發行人呢?想來很慚愧,寫了那麼多年的文章,現在要編一份雜誌,竟然連發行人的資格都沒有! 後來,皈依弟子朱橋跟我建議說:「你可以向台灣省新聞處處長郭嗣汾先生詢問,請教他有沒有別的方法或管道。」 我聽到此言,就直接去找郭嗣汾先生。最初是先寫信問他:「我要有什麼樣的條件,才能做《今日佛教》的發行人?我沒有學歷,有其他別的辦法嗎?」 去信後,過兩天,他就回我說:「有這麼一條資格規定,假如做過五年的雜誌編輯委員,就可以擔任雜誌的發行人。」 我一看,心中大喜。因為我從1951年起,就陸陸續續做了《人生雜誌》的主編或編輯委員,我趕緊把申請文送到台灣省新聞處去登記。沒有幾天,我就拿到發行人的執照了。在我的一生中,是一個轉捩點,它讓我感覺到自己有資格發行雜誌。我和郭嗣汾定交的因緣,也由此結下了。 郭嗣汾先生,四川雲陽人,1919年出生,為人厚道,虛懷若谷,是一位謙謙君子,雖然官拜新聞處處長,但一點官僚習氣都沒有。和他談話,讓人感到如沐春風,他做的一切事情,都是出於善心好意。如果今天國際佛光會要頒授一個「做好事、說好話、存好心」的「三好人家」獎牌給郭嗣汾先生,我認為是實至名歸。 為人厚道 謙謙君子 登記成為《今日佛教》的發行人後,我想把這一本雜誌發行到教育、文化等各界去,讓它成為社會公眾的讀物,不要完全只是在佛教裡談經論道,因此我想在雜誌上連載一篇長篇小說,吸引讀者閱讀。我想起郭嗣汾先生,他長於寫作,從海軍出版社到台灣新聞處,都有他的著作出版,於是我又再試著邀約他為《今日佛教》撰寫小說。沒有幾天,他就寄來〈菩提樹下的兒女〉前面幾章的內容。他說:「你看看,如果可用,你就先用吧!」 我覺得郭嗣汾先生做事這麼神速,又這麼乾脆,收到稿子後,我就想跟他相約見面。當時,我在北投有個雜誌編輯、發行和南北來往的聯絡站,我問他:「我去看你?還是你來找我?」他叫我不要去台中找他,因為路途太遠了,橫豎他經常回台北,可以到北投來看我。 就這樣,我們在北投的普門精舍裡,經常一聊,就是幾個小時。大多數的內容都是討論讀書、寫作、做人處世,好像那個時候我們沒有太關心國家大事,也沒有什麼社會八卦新聞。不過,每次談話結束,送他回台北的時候,我自己內心總感到滿懷喜悅和充實。他後來常常告訴別人說,我講的「不比較、不計較」理念,影響他一生的做人。其實,他的厚道、他的謙卑,才是讓我一生懷念呢。從《今日佛教》的因緣,就帶動我們兩人後來常有來往。他為我寫過不少文章,也在我們強力的邀請下,訪問過佛光山澳洲的道場;他介紹劉枋女士到佛光山來居住,我也經常請弟子永芸等前去探望他。(待續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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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星雲大師全集》【文叢】無聲息的歌唱.戒 牒
唐三藏玄奘法師,在他幼年的時候,因為哥哥陳長捷在東都的淨土寺出了家,有一天,他到淨土寺去探望哥哥,見到梵宇僧樓,不覺生起了清淨莊嚴的感覺;見到相好慈尊,不覺生起了無比的仰慕和崇敬。他從此在心中埋下一顆出家、學佛、弘法、度生的種子。 官家度僧 度牒證明 後來皇帝下詔,在洛陽的一個寺中度僧,玄奘興奮的進去寺中應試,哪知是失望的出來,因為他的年齡不足二十歲,所以沒有領到官家的「度牒」。那個時候的度牒,就是我現在戒牒的前身。 玄奘沒有得到度牒,心中懊惱非常!他,徘徊在洛陽寺的門前,依依的不肯離去。大理卿鄭善果見到了,問他: 「你老在這兒做什麼呢?」 「我要度牒出家。」玄奘毫不猶豫回答。 「為什麼一定要出家呢?」鄭善果又問。 「我要遠紹如來,近光遺法。」 玄奘偉大而懇切的志願,深深的感動了大理卿,因此破例的得到了我這個度牒。玄奘得度牒為僧以後,替中國的文化,立下了不朽的功業;替中國的佛教,寫下了光輝的一頁。 玄奘出家是隋末唐初的時候,照理度牒在隋唐的時候就有了。但《唐會要》上說:「天寶六年五月,制僧尼令祠部給牒。」照這樣一算,我度牒出生好像又遲了百十年。 唐代宣宗 正名戒牒 由度牒轉而稱為戒牒,是始於唐朝宣景年間,《釋氏稽古略》上說:「唐宣宗大中十年丙子,敕法師辯章為三教首座,初令僧尼受戒給牒。」我的名稱,到這時算是真正誕生了。中國雖在三國時代,就開始傳授戒法,但那時候並未聽說發我戒牒證明。 受戒給牒,本是佛教中良好的考試制度,沒有資格受戒的就得不到我,就不能算為出家人。直到清朝的初年,出家的限制也還非常嚴格,如《大清律例》中就有這樣的規定: 若僧尼不給度牒,私自薙度者,杖八十;若由家長,家長當罪;寺院住持,及受業師和私度者,與同罪,並令還俗。 這個規定雖然嚴格,但到雍正的時候,就無形中漸漸的廢弛。以後,一些窮乏不能自存的人,就遁入佛門寄生,一些犯罪的亡命之徒,也私自以錢買了我,藏匿佛門。尤以後來國家政治不明,經濟崩潰,政府以賣戒牒度僧來增加庫收,往昔本是以僧格才能求得的戒牒,以後我就好似商品似的由國家出賣。這樣一來,我的問題雖小,可惜僧徒的流品從此複雜,古人所說的「出家乃大丈夫之事」,到這裡已完全失去本意了。 賣牒度僧 佛教亂象 說起由國家賣度牒度僧,並不一定始於清朝,而在唐朝就已開始。《唐書‧食貨志》上說:「安祿山反,楊國忠遣侍御史崔眾至太原納錢度僧尼道士,旬日得百萬緍。」這才是官家鬻度牒的開始。佛教到今天,所以這麼不興,就是由於僧徒的品類不齊,求戒和得到戒牒太容易了,這雖說是佛教濫收徒眾的制度造成,但與國家的政治也不無關係。 如果現在有人問我:我的形式究竟是什麼樣子?那麼,我就得自我介紹的來告訴他:我是用一張大的宣紙印成的,比之今日大學生的畢業文憑,更大方、更美觀,而且也更有價值。因為社會上一般人有了畢業文憑,不過是有了升官發財的資格;而僧尼有了我,就能入道,就能被人尊為僧寶。不過有的人為了求知而讀書,但也有的人為了畢業文憑而讀書;正如同有的僧尼為進道而受戒,但也有的為了戒牒而受戒。這些比較起來,是不可同日而語了。 假若現在有人再問我:我究竟是怎樣的重要?那麼,我得毫不猶豫的告訴他:出家人有我,正如今日國民需要身分證一樣。在今日身分證是大家的護身符,正如僧尼把我當為隨身的法寶一樣;現在的人,沒有了身分證不能出門;而過去的僧尼,沒有了我就不能掛單*1。中國佛教的僧尼需要戒牒,正如國民需要身分證。 又有人說:我好似飯票一樣,僧尼有了我,才能去過那雲水似的生活,不然的話,即使你頭上燒了十二個戒疤,你若參訪寺院的時候,知客師父首先向你要我來看,如果你拿不出我來,他一定不會收留你。 五年學戒 端正僧格 出家的僧尼,既然少不了我,當然必須要經過求戒的階段,才能夠領到我。想起他們為了獲得我,需要過一段隆重、艱苦的戒期生活。每個擁有我的出家人,我相信他們每個人都不會忘記這生命中最值得紀念的一章。 大凡受戒得到我的人,一般的情形總要花上一、兩個月的時間。其實,我的意見:受戒的日期倒不一定要這樣長久,而學戒的時間倒需要認真講究。佛制是「五年學戒以後,方可聽教參禪」。在過去很多大叢林都有學戒堂、律學院的設立。如今末法時流,一切都是今非昔比了。很多的地方都是不講究學戒,只是匆匆數日,就算傳戒,新戒菩薩只要領得戒牒一張就歡天喜地,受戒前既不懂戒的意義,受戒後亦不明戒的價值,這樣難道就算得戒了嗎? 我忠言逆耳,不妨告訴諸位:求戒不是得了我就算了的,而是應該要求得戒的體,不單是求得戒的體,而且要保持戒的體和戒的精神。光是名義上受過戒了,而並沒有照著戒的指示去做,這不單有辱了我,而且也汙辱了你們的僧格。 戒是表現僧格的精神與行為,沒有戒就等於沒有僧格。而今沒有受戒,沒有戒牒、沒有僧相的人,也參雜在僧團之中,私收弟子,自稱法師,這都是清淨高尚的僧團中不景氣的現象。 我戒牒更要在這裡提出:出家人是不講年齡的大小,唯有講戒臘*2的先後。希望大家以愛我之心而來尊敬戒。佛陀涅槃前還叮囑「以戒為師」,大家都該記好佛陀最後的遺言。 我虔誠的盼禱:師父們有了我以後,都是人天的師範,都是撐持佛教的棟梁。我願在諸位師父身上得一點光榮;我更希望今後的佛教,不要濫傳戒法,濫發戒牒,則我幸甚!佛教幸甚! 〔註釋*〕 1.掛單:在寺院道場暫住。 2.戒臘:受戒以後的年齡。 佛門小檔案 戒 牒 戒牒是僧尼出家受戒後所發之受戒證件。唐宣宗大中十年(西元856年),曾敕任法師辯章為三教首座,命僧尼受戒給牒,此為我國僧尼正式受戒給牒之始。 唐、宋時代僧尼出家時即須領取度牒(出家僧籍證明書),受戒後再領取戒牒,皆由官方頒發,且受戒時須呈驗度牒,方准受戒。 明代三度敕許僧俗受戒者抄白牒文隨身攜帶,以為執照,凡遇關津把隘之處,驗實放行。戒牒之作用遂成為僧尼旅行護照。清雍正廢止度牒,僧尼出家漫無限制,各地亦傳戒頻繁,戒牒則改由傳戒寺院發給。至民國以後,已無度牒之頒予,而僅存戒牒之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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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星雲大師全集21】佛教管理學.軍中篇──我把佛法帶入軍中④
二、安定人心──人心的管理 管理的妙訣,首先須將自己的一顆心先管理好,除了讓自己的心中有時間的觀念,有空間的層次,有數字的統計,有做事的原則,有慈悲的言行,能合乎時代與道德。更重要的是,讓自己心裡有別人的存在,有大眾的利益,能夠將自己的心管理得慈悲柔和,將自己的心管理得人我一如,將自己的心管理得謙虛平等,以真心誠意待人,才算修滿「管理學」的學分。 所以,一個人想將自己管理好,需要管理的事情實在太多了,例如:自己的思想要管理好,自己的心念要管理好,自己的威儀要管理好,自己的語言要管理好,自己的態度要管理好。任何一個地方管理不好,都會為我們帶來無謂的災殃。所謂身口意三業清淨,我們現在提倡的「三好運動」,身做好事、口說好話、心存好念,從宜蘭的時候我們就已經開始了。 記得一九六二年我首次應國防部邀請去金門弘法,當時的金門防衛司令部司令官是王多年中將。那時我很想到金門一探究竟,就藉此因緣到金門訪問,講說佛法。一般人要到金門去一趟很不容易,尤其能在古寧頭眺望兩岸相隔五千公尺距離的廈門,也好像看到我的故鄉揚州,彌補了一些我對故土的懷思之情。 後來葉競榮上將在任時,我已經到過金門弘法好多次,時間也經過幾十年了,可說已經成為常客,所以在金門防衛地區,我可以自由的來往進出。尤其他們的坑道營舍,在那許多的山洞裡面,我都是走來走去;甚至於在他們最自豪的「擎天廳」,我也做了多次講演。擎天廳裡面不須用麥克風,只要靠著回音,大家就可以聽得非常清楚。 此外,葉競榮上將給了我很多的方便,那一次到金門的弘法,我覺得,對軍人的精神與心理上,也算是一種鼓勵吧。記得我跟他們講,戰爭是很殘酷的,而佛法講的是「和平」;當然,我也肯定他們軍人有保衛國家的任務,以服從為天職,但是信仰真理更為重要。嚴格說來,我那時講的佛法也很淺,只能跟他們講三皈、五戒、六度、十善等。 此外,我也讚歎軍中的管理最為健全,尤其在軍中推動政策,凡事都要講清楚、說明白,在人我關係上,這也是管理學上很重要的環節。 我又告訴他們,人我之間不要對立,要注重團隊的和諧等等。其實我想,軍中原本就有這些概念,只是由於我是一個出家人,從我的口中講出來,有了佛法的意味,在他們聽來,當然在心理或精神上都會有所接受。 講說圓滿後,他們甚至用坦克車載我觀光全島並為我導覽,跟我講說金門的戰爭史。我對戰爭沒有興趣,不過他們的好意,我不能不領受。葉競榮上將更帶我到作戰指揮中心,讓我參觀軍事布置的地勢、環境,並聽他們認真的講解,了解對岸的設施等。最後,在當地有許多的新兵因為膽怯,紛紛跟我要求要皈依三寶,祈求佛祖加被護持,我也就方便給予皈依。 很感謝歷屆的金門防衛司令官胡璉、王多年、葉競榮將軍等,對我很好的禮遇。 建設佛光山以後,很多軍人都到這裡參觀、拜佛、祈福,要求我們給他們加持。後來我才知道,由於金門、馬祖地處前線,只要有部隊要調到金門戰地去,就會有些士兵開始恐慌,甚至逃兵,都不願意上前線去。我更聽說,有的新兵到了金門,寧可以跳海也不要打仗;我才發覺,軍人也會恐懼戰爭,愛好和平還是人的天性。 早期中國人因為貧窮,只有鋌而走險,大多從軍或冒險,以求得他的升官出路。而現在的年輕人,他們的家庭大多富有,又受過高等教育,他不肯出生入死,去冒險犯難,這也是很自然的現象。尤其,到前線去,槍砲子彈是沒有長眼的,隨時都有可能結束自己的人生,所以他們會不甘願,也是可以理解。 於是,我就告訴他們,打仗也要能轉念。等於打籃球,你要感謝對方,因為沒有對方,我們球就打不起來了;又如比劍的高手、打拳的高手,沒有對方就不能跟人比武。一旦看到對方生病了,就說今天不比武了,等你好了再比,可以說彼此惺惺相惜。那時候,正處兩岸對峙時期,我告訴他們,其實兩岸都是同胞,戰爭只是為了達到和平的一點手段,所以我倡導「和平」。 我用佛法讓這許多的年輕人,對人生的意義、目標,有一個正確的認識,對於自己當前的處境更加明白。等於我們去爬山,雖然很辛苦,但是如果你能突破辛苦而登頂,便有美好的風景等著你;又好比潛水,雖然很危險,如果自己的技能高超,潛入水中,就能親炙水世界的美妙。我鼓勵他們要用這樣的方法,來訓練自己的心境。 那時候,部隊裡面的官兵經常帶到山上來,要我為他們講說佛法。我覺得,最歡喜佛法、最能夠接受佛教的還是軍人。因為軍人的生命在戰爭、苦難、生死的邊緣,他會發覺到宗教對他的重要性,所以我一直對這許多的軍人很重視。雖然我不懂得軍事學,但我認為這些前線的軍人,離鄉背井,冒著犧牲生命的危險在保國衛民,他們精神上的空虛、內心裡的壓力,其實更需要信仰來給予依靠與支持。 讓我印象最深的是在一九七五年的時候,金馬前線百餘位有功的軍官,集體前來朝禮佛光山,並請求佛法的開示,這真是為佛教帶來新局面。為了這百餘位軍官集體來山,那時候,國防部還特別事先通知佛光山,徵求我們的同意。 記得當時我以《華嚴經》的「不忘初心」、《維摩經》的「不請之友」、《八大人覺經》的「不念舊惡」,以及《大乘起信論》的「不變隨緣」這四句話來勉勵他們:為國家要能不忘初心,要能做國家的不請之友,對同袍要能不念舊惡,做人處事要有不變隨緣的性格。我用佛教經典名句,來鼓勵他們的意志,並以此提供給他們,作為自己處世的管理方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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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星雲大師全集21】佛教管理學.軍中篇──我把佛法帶入軍中③
因為我在宜蘭那段期間的為人,後來在文壇上擔任編輯的朱家駿(朱橋),就對我產生恭敬、信賴,並且幫我編輯《覺世》、《今日佛教》等雜誌。可以說,因為他在我們雜誌編輯上的突出表現,全台灣的刊物編輯也因他而改觀、因他而發展出更具有藝術的價值。後來讓救國團的《幼獅》請去做了主編,他的認真、愛護作家、對藝文的熱情,使他成為當時台灣文壇上的重點人物。 又如楊勇溥居士,他為我譜了好幾首的佛教歌曲。此外,裘德鑑上校、郭言上校等,他們都是軍中負有重責的人,也都來幫我設計這個、建議那個,提供不少意見,我都接受並給予讚美,那許多同事、軍官們,好像也更加地對我有向心力了。所以,我覺得在管理上,對人的重視,是非常重要的。 早期生活清貧,一架裁縫機就是寫作的桌子。 說到管理學,我在宜蘭的時候,和那許多教師、軍人、青年、兒童,甚至後來辦幼稚園,就已經打下了我對服務社會和團隊管理的一些基本要領。那就是,用「信仰」來攝受他們,用「佛法」給他們認知,讓他們懂得發心,受到尊重,給他關懷,禮遇厚待,與他談說,但是不能太幼稚,言談一定要讓他們佩服,讓他們確實認為,你能成為他們的老師,這樣他們才能夠接受你的管理。 所以在宜蘭,小小的念佛會裡,沒有物質上的滿足及硬體設備,能有這麼多的團隊周旋在旁,其實,這都歸功於我肯得幫他們搬凳子、倒茶水,給他們平等尊重,與他們打成一片。因為我不認為我是師父,我是出家人;我只是義工,我要做義工的義工,在宜蘭弘法多年,讓我學習了很多人我之間的關係。假如這是管理學,大概也是吧!在宜蘭,那些在社會上工作的人,尤其在軍隊裡面流傳甚廣,說我善於體貼人、關懷人,甚至能讓人獲得佛法的利益,我想這也是我廣結善緣的結果。 當時的軍人們生活很枯燥,雖然在軍中有吃有住,但是人情上是很嚴苛的,站在做人的立場上,是需要很多的情義、關懷。因此對這許多青年的軍官,我都是用慈悲的關心、尊重的對待、誠懇的讚美來待他們。在他們的生活裡,就是教條式的通信知識;但是我們有藝術、繪畫、音樂、歌唱等多元的方式來跟他們交流。我也時刻管理自己的言行,例如:每次要到台北,從雷音寺到火車站要二十分鐘的路程,我走在中山路上,兩旁店家的人都要出來,看一個和尚走路。為什麼?因為我與其他人不一樣,我經過十年的叢林訓練,大家對外省的和尚產生信心,念佛會也增加會員。我想行止有威儀,走路的姿態也能度眾吧! 其實,那時候也談不上要管理,我跟他們往來,是讓他們接受我對他們的好意,深入他們的心靈,使他們紛紛的走向佛法,走向人生的光明,使他們有未來前進的目標。 對於這一群精英,我不以高高在上來管理他們,而是用尊重、互助、體貼,讓他們感受到人情的溫暖,人性的美好,佛法的受用,所以那許多軍人才都做了念佛會的信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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