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《星雲大師全集》【傳記】 百年佛緣──僧信篇.佛光人的信仰動力3-1
【作者:佛光山開山祖師星雲大師】2026-08-17在台灣光復初期,要想組織一個社團,尤其是宗教性質的團體,真是比登天還難,因為政府只承認一個「中國佛教會」,此外一概不開放。 1978年,我有意組織「中國佛教青年會」,而在《覺世旬刊》上,連續發行了兩期「中國佛教青年會發起專號」,表達諸山長老和社會各界支持成立「中國佛教青年會」,重視佛教青年未來發展的立場,之後並正式具文向內政部申請成立。但是出人意料的,中國佛教會竟起而奔走呼號反對,政府當然也就不予准許了。 為此,時任中央黨部社工會主任的蕭天讚先生,親自上山來拜訪我,一者,拜託我不要組織中國佛教青年會;二者,希望我不要參選中國佛教會理事長,轉而能擔任中日佛教關係促進會會長。綜觀事情發展至此,「中國佛教青年會」勢也難為,我只有退讓一步。 受託組織協會 促進漢藏文化交流 其實,早在七○年代,我就曾與道源法師組織佛教訪問團前往日本訪問,那時我們還拜訪了全日本大本山的館長。但是二十年後,出任中日佛教關係促進會會長期間,除了和曹洞宗貫首丹羽廉芳召開過幾次友誼會議以外,對於佛教也就別無建樹了。 在當時,不僅只成立社團遭遇困難,所有佛教活動也一定要附屬在中國佛教會的組織之下,才可以進行,離開了中國佛教會,即使要在寺廟裡舉辦社教活動,政府也大都不同意。 到了1985年,好不容易遇到貴人董樹藩先生,承蒙他的欣賞,以蒙藏委員會會長之尊力挺,要我組織「中華漢藏文化協會」。儘管我從協會名稱就看出它未來的發展成就有限,但還是勉強接受,先求其有。之後透過該會,除了召開「世界顯密佛學會議」,和藏傳佛教的活佛聯繫交流,也曾為了恢復南傳佛教比丘尼戒法,而到印度菩提伽耶傳授三壇大戒。由於傳戒因緣,又承蒙西藏貢噶多傑喇嘛看重,送了一顆世間希有的佛牙舍利給我;這是他從西藏逃亡到印度時,用生命護藏的聖物。 不過,在我做了兩任會長之後,不見會員增加,自覺不能勝任,就薦請密教院的院長田璧雙喇嘛擔任理事長。我真是千恩萬謝地感激他,肯得繼續漢藏文化交流的工作。 成立國際佛光會 凝聚全球信眾 一直到了1987年,蔣經國先生宣布解嚴,許多社團如雨後春筍般地紛紛成立,想到當初成立「中國佛教青年會」的困難,現在情況出現了轉機,因此在經過一、兩年的籌備之下,我於1991年,正式成立了「中華佛光協會」(後更名為「國際佛光會中華總會」),並且在短短的一、兩年間,相繼成立了五百個分會。可以說,全台灣幾乎一半以上的鄉鎮,都有佛光分會的據點。 緊接著,次年(1992年)我又在美國洛杉磯成立「國際佛光會世界總會」,不到一年,全世界七十幾個國家、地區,也都陸續成立了佛光協會。 如今,二十個年頭過去,佛光會在海內外已擁有了三百萬名以上的會員,他們都以自稱「佛光人」為榮,對於社會災難的救援、苦難人民的關懷、青年學子的照顧、傳播佛法的熱心,以及倡導義工的發展等等,可說貢獻良多。 首先要提的必然是吳伯雄居士了。他在1992年,擔任內政部長期間,有一次我人在美國,透過越洋電話聯繫,請他擔任國際佛光會世界總會副會長,他一口就答應了。往後,陸續地就有很多政治人物跟隨著他的腳步加入佛光會,光是立法委員當中,就有潘維剛、洪冬桂、丁守中、趙麗雲、沈智慧、鍾榮吉等人。甚至企業界的潘孝銳、張姚宏影、曹仲植等,也都紛紛加入其中。不過,此處我就不一一地去敘說他們,只以民間幾位佛光人為代表,例舉他們為教、為會的一二點成就。 陳順章、沈尤成、賴義明、游次郎 首先就從陳順章居士說起。陳順章,1947年生,台南人,最初在佛光山分院台南善化慧慈寺協助法務活動,自從佛光會成立以後,先是擔任理事,後來又當選中華總會副總會長。 原本他只是一個普通的商人,自從加入佛光會之後,便開始展開社會關懷行動。像是早期他在台南成功大學設立的企業訓練班,可以說是現在企業界人士得以進入大學學府在職進修的創始。尤其他對於「行善」的看法,有別於一般佛教徒,認為除了從事救苦救難的慈善工作以外,教育更是善事中的善事。所以他參與護持佛光山叢林學院,不但捐助獎學金,還主動參加佛教學院學生的社會佈教活動;他常說,從中自己也進步很多。 除了慧慈寺,佛光山後來在台南市區設立台南講堂,他也領導信徒參與道場活動,尤其經常和信眾開會,達成護持道場的共識。開會對於一個民間社團來說,確有其必要,不開會,久而久之,沒有共識,力量就消減了;經常開會,參與者的力量凝聚,大家助成文化、教育、慈善、共修的發展,弘法事業也就可以轟轟烈烈地展開。 陳順章居士不僅熱心於佛教的教育事業,對於文化工作也一樣熱烈支持。繼柴松林教授之後,他擔任「中華福報生活推廣協會」理事長,不僅致力於推廣訂閱《人間福報》,也經常在各地傳遞人間佛教的理念,每次一談起,總能滔滔不絕,頗有心得。由於對信仰的虔誠,近十幾年來,每年除夕,都會看到他帶領著全家數十人上佛光山,和數千人一起圍爐,吃年夜飯。 尤其佛光會每次召開會員大會,或舉辦佛誕節慶祝大會、禪淨密三修法會等大型活動,他都鼓勵南區會員踴躍參加,數十年如一日。夫人蘇素賢女士更是夫唱婦隨,除了陪伴先生打拚事業,其餘時間就是參與佛光會的活動。 除了陳順章居士以外,佛光人的模範還有:台中的沈尤成(1946年生)、彰化的賴義明(1941年生)、嘉義的游次郎(1934年生),這四個人都是同心協力為佛光會賣力的護法。有人開玩笑地說他們是佛光會的「四人幫」,其實他們並沒有幫派集團的概念,一心只想護持佛法,推展佛教。 說起他們對信仰的堅定以及對佛教的貢獻,例如:賴義明送子上山出家,捐獻員林講堂,每年提供獎學金,贊助公益信託教育基金;游次郎是嘉義青年救國團總幹事,參與南華大學購地建校不遺餘力;沈尤成和夫人洪金娥女士,兩人從台中東海道場到現在的惠中寺,對於一切寺務工作,毫不推諉責任,儼然是道場的當家,甚至在英國留學,獲得管理學博士學位的女兒沈昭吟小姐,不但在南華大學授課,而今也在本山出家,法名為知賢。 所謂「佛光普照三千界,法水長流五大洲」,佛光會能夠發展到今日的規模,可以說,這許多發心的居士們都是幕後的無名英雄。(待續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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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星雲大師全集21】佛教管理學.弘法系列──佛光山的管理法⑦
十三、攤在陽光下 凡是政府高級的公務人員,有一個「陽光法案」,就是在做大官之前,必須要事先申報個人的財產。因為做了大官之後,他怕你貪汙、舞弊,要知道你做官前有多少錢,做官後又有積蓄多少,從中看出你有沒有貪汙,有沒有藉官僚獲取不當的利益。 當然「陽光法案」不見得很完善,因為「上有政策,下有對策」,一些做大官的人還是可以把財產轉移到他的妻兒子女,陽光法案也奈何他不得。不過,人總有人格,人總有道德,人總有輿論的,「陽光法案」對於某一些人,還是有一點警惕的作用。 在佛光山,我個人深信自己是一個「陽光人物」,因為我一生都是攤在公眾之前,我沒有私人的生活。還有我的個性,什麼話都能直心歡喜對人講,什麼事也不覺得是祕密,都歡喜告訴人。 幾十年來,每次在山上開會講演,這許多職事們都有人來問我:「只給出家人參加,在家眾就不要參加了吧?」我說:「為什麼呢?在家眾也跟我們一樣啊!」有時候集會,也有人說:「讓我們職事參加,學生就不用參加了。」我說:「那有什麼關係,讓學生也來學習學習嘛!」 我總覺得無論什麼事,都沒有祕密,人生都是攤在陽光下的。陽光下的萬物容易生長、容易成熟,萬物因陽光而得到舒展,得到開朗,得到成就。因此,在我個人,並沒有想到什麼陽光、不陽光的法案。我自信我有一種「事無不可對人言」的性格,人世間沒有什麼祕密,如果祕密太多,這個也要守祕密,那個也不可以告訴人,我想本身必定有問題。 所以,佛光山的內容,不管好的、不好的,我都直說,甚至我們的缺點,也都告訴人。我在講演的時候,也歡喜把自己的醜事給人知道。比方說,我家庭貧窮,我童年的時候撿垃圾、撿狗屎牛糞,我出家後時時被打罵,我五音不全,我沒有上過學校,我不曾擁有過畢業證書……我不怕人笑我,我本來就是這樣。 我也認為,講的這許多缺點,其實也不是缺點,從另外一方面來看,人窮志不窮,貧窮有什麼關係呢?你說撿狗屎、牛糞,從陽光面來看,是注重環保,注重廢物利用,這有什麼不好呢?由於我五音不全,就必須另找管道,學習作文,學習發心苦行,我要補我缺點的不足。我覺得,缺陷在人生中不是很重要的事,再說自己的缺點,也不是什麼不可給人知道的祕密。 出家人「一缽千家飯,孤僧萬里遊」,只要我有這一襲袈裟、衲衣,佛門廣大,哪裡都可去。我是「在一家保一家,在一國保一國」的性格,無論到了哪裡,都當成是我自己所有的一樣來愛護。甚至,我也不只覺得佛教是我的,世間上所有的宗教,我都應該愛護,甚至於這個世界,也都是我要愛護的。 有人說,王永慶的財富很多,假如我不出家,也能和王永慶一樣。其實,論財富,我是不能和王永慶相比的;論胸量,我是比他更富有,因為我把三千大千世界,都放在我心中,我心中有陽光。所謂「千年暗室,一燈即明」,我擁有三千大千世界的日月,還不夠我在陽光下,享受光明的溫暖、光明的照耀嗎?我希望佛光山的徒眾,都能學習有陽光的性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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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星雲大師全集21】佛教管理學.弘法系列──佛光山的管理法⑥
十一、利和同均──紅包 佛教裡講究利益平均或利益均衡,這在一個團體裡,實在是不容易的。比方說,你擔任知客,站在第一線與信徒接觸,信徒感念你的接待,他很高興,或者是過年過節就送你一個紅包。你說拒絕,這也不必要;你接受為個人私有,那也不能,為什麼呢?因為你接受的這個紅包,是人家感念你的好意,可能茶飯合乎他的口味,或者你的招待讓他歡喜,但是這一切並不全是你個人的,還有幕後在廚房裡工作的人,他只是沒有能夠出場,所以才沒有獲得。假使你就這樣個人擁有這個紅包,那就會讓利和同均、經濟平衡有了缺陷。 過去在大陸,信徒到寺廟布施,有一種「見相結緣」的風氣。比方說,信徒來打普佛,現場就每個人發一個紅包,或者發一份禮物、一份紀念品,這叫做見相結緣。但是常住裡,除了這些出場的有相有形人物以外,還有很多隱藏在幕後工作、沒有出現的人,如果沒有顧念到那些人,忽略了他們的辛苦,這樣子的見相結緣,其實並不公平。 因此,在佛光山就有一個制度,將所有的紅包(收入)統統集中,歸於傳燈會,由傳燈會衡量各種情況,為大家重新分配。例如你要出外參學,看應該給你多少;你患病了,要到醫院治療,看你需要多少;你要回俗家探親,看應該給你幫助多少。像這許多例子,都是因需要者而有之,不需要的人,他也不會想說別人擁有了是不公不平。 此外,佛光山對於紅包也有規定:所有的信徒進入本山,假如有意供養紅包,不需要每個人都給,因為山上有千餘人之多,哪裡給得了那麼多呢?只要一份給常住,大家再來分配,就是十塊、二十塊隨喜也沒關係,你可以說:「這個我要供養大眾!」錢會進到司庫、進入傳燈會,讓有需要者用之。我想,這就是紅包共有的因緣吧! 只是有一些信徒,他不很了解佛光山的作業。有時候,信徒到朝山會舘用餐,想隨意添個油香,工作人員看到是熟悉的信徒,就很客氣地說:「這不必要啦!」對方也就說:「這樣好了,我們布施給育幼院!」因此,育幼院就被當成是兒童的慈善單位。 像有一年,有信徒到育幼院,布施他們的汽車、布施他們的電腦,所以育幼院的汽車就有好幾部,電腦就有好幾台,用不了。實在說,常住出了燈油錢,信徒卻把光亮點到育幼院,這也是不公平的。不過,好在山上對於兒童的福利不計較,也很願意給予他們多一點享受。 開山以來,已經有八百對育幼院的院童,經過我們數十年的養育,在社會上成家立業了。這些兒童他們長大後,都會感恩回饋,每到了過年過節,都回山來做義工,來幫忙、來服務,佛光山也可說是培育人才的兒童之家吧! 十二、僧伽法庭 佛光山開山之後,人眾一直不斷地增加,為了防止未來人一多,難免在思想上,在佛學的認同上,在修行的方法上,有一些爭議、有一些執著,因此必須設有解決的方法,讓大家能夠合流,在共識之下能夠團結。其實,在一個佛光山常住之下,在一個佛陀之下,縱然有不同的見解,只要不邪,常住都能容許不同的宗派思想。 不過,為了預防在人事上的紛爭,常住特別設立有僧伽法庭,僧事僧決。僧眾當中假如有了爭議,可以上僧伽法庭調解;只是四十年來,僧伽法庭雖有設立,但從來沒有用過。有關僧伽法庭的設立,雙方當事人各自找五個人幫忙辯護,兩方合計就有十個人,此外,常住的宗委會也派遣五個公證人,這樣就有十五個人,可以開庭審議誰是誰非。 我記得多年前,曾經有一個讀過博士學位的徒眾,由於在團體裡面與大眾相處不能隨緣,他也自認為有很多的委屈。我就告訴他,你找五個人幫你辯護,我讓傳燈會或都監院協助召開一次僧伽法庭。可是他連五個人都找不到,沒有人願意幫他辯護,最後就不了了之了。所以,平時人與人的結緣很重要。 對於僧伽法庭,我雖然有理想,希望僧事僧決,不過至今還不曾用過。佛光山過去的五十年來,我採用契理契機的領導,往後這五十年究竟如何,我很放心,因為僧伽法庭必定能給大眾有個公道。想到過去在大陸,寺廟裡面如果有事情不能解決,就請諸山長老幫忙,可是諸山長老的產生標準,就很難講了。而在佛光山,早就有了僧伽制度,我覺得將來還可以漸漸修正。據我現在的觀察,未來應該能夠和平、和諧、和好的相處,這是不成問題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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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星雲大師全集》【傳記】 百年佛緣──僧信篇.向台灣佛教長老法師禮敬3-3
因為到大仙寺傳戒,認識了開參老和尚。開參老和尚,高雄縣人,出生於1893年,是一位本分老實的修行人。雖沒有念過書,不識字,但他認真修持,品行端正,也堪為大眾模範,所以我和他來往,覺得他是個有道之士。 寺中住有三百餘人,大部分也都沒有讀過書,頂多在身分證記載著「不識學」或「私塾二年」,不過他們都非常的有道心,安分守己,認真修行,而且文質彬彬,循規蹈矩。尤其寺中也有一些優秀的青年,見到我這外省的年輕法師,也都很樂意來親近。 大仙寺有個規矩,就是投入寺中要做苦工十五年,然後由常住賞賜一間專用的房間,作為報答;他們就為了將來有個房間,因此心甘情願的為常住效勞十五年。那時我經常聽說:某某人苦工十五年滿了,非常羨慕;某某人還有一年、還有二年就要滿了。可見他們也都活在希望之中。 經過這一次的因緣,後來在1967年佛光山開山後,這些年輕人也到佛光山來幫我,他們在大寮典座、服務,準備三餐飲食,所以我覺得人生要歡喜跟人結緣,結緣實在非常重要。 善友提攜 開展胸襟 在這一段期間,也感謝慈航法師帶我去訪問居住在新竹法源寺的斌宗法師。對於斌宗法師,我久仰其名,他專研天台,是鹿港人,1910年出生,十四歲時在獅頭山金剛寺禮妙禪法師(字閒雲)出家。1933年到大陸天童寺受戒,戒和尚是圓瑛老法師。在此前後,他遍訪大陸各大名山古剎,包括鼓山湧泉寺、曹溪南華寺、奉化雪竇寺,以及焦山、金山、普陀山、九華山等,並先後親近過虛雲老和尚、高旻寺來果和尚等,也在觀宗寺聽寶靜法師講學,以及在靜權法師主持的天台佛學院研究四教儀、法華及天台教觀等。 記得我和慈航法師去拜訪他的時候,謙虛練達的慈航法師請斌宗法師開示,基本上他講得很傳統,是比較老式的說法,不過內容講些什麼,我已不復記憶了。 斌宗法師的弟子有印心、覺心、淨心、晃心等,印心就是同樣專研天台而受人推崇的慧嶽法師;晃心則在台灣佛教講習會讀過書,跟我也算是有一段師生情誼。 可惜的是,斌宗法師正當壯年,四十八歲就圓寂了。想到前面提過的開元寺證光法師,他在佛教會身負要職,卻不幸遭到政治災難;而在佛學義理上專研有成的斌宗法師,也是壯年早逝。那個時候,不免為台灣佛教的長老逐漸凋零感到哀傷。 慶幸的是,我在高雄弘法數十年中,和元亨寺菩妙長老、宏法寺開證法師、龍泉寺隆道法師的往來,應該值得一談。 教界和合 相互支援 菩妙法師是在台南竹溪寺跟隨眼淨法師出家,早期我還曾經去拜訪過眼淨法師。菩妙老是1921年出生,高雄人,他在大崗山、觀音山,都曾閉關過,專修淨土,一生以誠信待人。開證法師也是高雄人,1925年出生,記得我來到高雄的時候,他才剛出家不久。出家後,得到高雄千光寺郭馬居士(郭馬居士後來出家,法名開聖)的支持,創建了宏法寺。另外就是隆道法師,他是台中人,出生於1906年,主持內惟的龍泉寺,也擔任高雄市佛教會的會長。 他們三位都比我年長,有的還晚我出家,但是我和他們相處數十年,從無隔閡,一路走來,大家相互照顧,佛教的事業,彼此也都很團結。在高雄市,我們這四個人、這四所寺院,互相支援,信徒也都隨意的來去。 我那時候非常的慶幸,在弘法的地理上選擇到南部來。尤其,在佛教的長老出家人中,我有他們這許多善良的道友,有著為佛教的願心。我回憶起來,他們在高雄市弘法四十餘年,但佛光山是在高雄縣,其時,凡有關佛教的活動,隆道法師的高雄市佛教會對我們每一件事,都是樂觀其成,以助人為快樂之事。 菩妙法師更是一位「好好法師」,凡對他有所央求,他都一切「OK」。開證法師也是幽默樂觀,率性相助。所以,在高雄市的佛教界,從來沒有勾心鬥角,沒有個人預設立場。我們不曾談到省籍問題,也沒有先來後到的差別,更不曾有過誰大誰小的顧慮。在高雄佛教界,基本上,男眾出家法師中,年齡相差不多的,就是我們四個人。 所以,我很感謝這許多的善友支持,在佛門裡面,能可以不同行相忌,從無怨言,也算是人間幸事了。 尊重包容 以法師人 不過,總說台灣佛教的長老,感覺為數不多,原因何在?就我的觀察、分析,原因不外乎:其一,有一些青年學僧,有志到大陸參學,但由於水土不服,或因大陸寺院不重視營養,所以很多都是年紀輕輕就夭亡,例如真常法師、達虛法師等。 另外,也有一批人到日本留學,回國後到各級學校教書,如李添春執教於台大,以及在台南新營高中教書的張玄達等;因為在社會上久了,慢慢就流入到社會裡,最後還俗以終。 還有,新竹獅頭山的如淨法師,台中的林德林、劉智雄、陳銘芳,以及高雄的林隆道,他們多數已受日本佛教的影響,有的保持戒律,有的遊走在佛門的門裡門外,所以我就不一一記載了。 所以,在佛教裡,一個僧才的養成確實不易,除了自己的福德因緣要具足,還要有善知識的提攜、指導。因此我曾說,一個年輕的初學者,一生至少要參訪五十個以上的高僧大德,不但要向他們請法、求開示,並且要能記住他們說過的三、五句話,不如此則不容易成功。 因為透過參訪,向善知識大德請益,一方面增廣見聞,同時開闊思想、胸襟,尤其多方與人交流、往來,才能培養寬廣的心量與器度,才懂得與人相處必須要互相尊重包容,這些都是一個人成功不可或缺的條件,更是一個「以法師人」的僧寶應該具備的修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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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星雲大師全集》【傳記】 百年佛緣──僧信篇.向台灣佛教長老法師禮敬3-2
當然,我對妙果老和尚也是全力護持,我其時幫他們收租,同時把稻穀挑回寺中;我也每天為他們推著手拉車,到中壢街上採購全寺的生活物品。另外,我還幫忙打掃院子裡的落葉,清掃所有的水溝、廁所;我也因此受到全寺大眾的歡迎,給予我許多的優待。 只是有一次,當我在飯桌上撰寫文章時,有一位非常愛護我的老太太達賢姑,走到我的身旁,用台語對我說:「法師啊,你要做工作喔,不做工作嘸飯呷!寫字無路用!」 知遇之恩 戮力執勞 意思是說,不工作就沒有飯吃!這時我才驚覺到,在台灣的寺院裡,原來著書立說是不算工作。後來妙果老和尚跟我說,在大湖法雲寺的地方,過去是他師父覺力老和尚創建的道場,寺旁有八十三公頃的山坡地,種了毛竹,正在長竹筍,一些鄉民經常上山偷砍竹子,偷採竹筍,他要我幫忙看守竹林。 我為了報答妙果老和尚的知遇之恩,毫不猶豫的答應前往,於是就在山上的一間小茅篷裡住了三個月,每天穿著日本的木屐,在山林裡到處巡視,上山下山,如履平地。 每天看守山林之餘,到了晚上,我就伏在小茅屋的地上寫文章,我利用看守山林的這三個月時間,完成了《無聲息的歌唱》這本書。 這些是我和妙果老和尚的一段因緣。一年半後,我離開圓光寺時,我把師父給我的袁大頭,現在已記不清是如何匯兌的了。總之,我換了四百元的新台幣供養常住,贊助他們重建殿堂。 後來,繼承圓光寺的如悟法師年輕有為,他也繼續發揚妙果老和尚的精神,興辦佛教學院,並擴大招生,聽說學生最多時曾達三百餘人。他們也經常到海外招生,因為當地都是講客家話,而旅居在東南亞的客家人很多,所以法緣很廣。 法雲寺本身也有很多徒弟,他們在各地興建圓光寺派下的分院,所以也招募會說客家語言的青年聚在一起,這些當然都是好事。曾經蒙如悟法師邀請我,到他們那裡去講「叢林規範」,我感念與妙果老和尚的一段因緣,因此也歡喜應邀,前去給他們一些助力。 駐錫新竹 執教弘務 1951年我離開中壢圓光寺後,就前往新竹青草湖,應台灣佛教講習會之邀,到了無上法師住持的靈隱寺。這是因為講習會設立在此,講習會在大醒法師中風後,一時無人領導,承蒙他們屬意,要我負責教務。然我自覺能力不夠,就與他們約法三章,希望他們盡快邀請其他長老,我可以暫時維持學院的弦歌不斷。 當時的講習會大約有六十名學生,三分之二是女眾,三分之一是男眾,都是來自台灣全省各地的僧信二眾。我到達青草湖的時候,就約了心悟、心然來助陣,這二位福州的法師佛學深厚,為人正派,我們三個人就合力頂住了台灣佛教講習會的教務。 為了充實講習會的師資,我邀請了中國石油公司苗栗出礦坑研究所的幾位科學家來助講,如李恆鉞、程道腴、許巍文等,每逢星期日,他們就來教授社會學的知識。 台灣佛教講習會名義上說是台灣省佛教會辦的,但實際上是靈隱寺無上法師提供行政、食宿等資源。無上法師,1918年出生,是新竹本地人,為人敦厚,勤勞發心,他一點也不過問講習會的事務,只是偶爾對我們慰問,表示恭敬讚歎。 至於靈隱寺本身,原本是一所日本神社,1924年由寶真法師及地方的士紳共同興建。最初名為感化堂,1927年再度興建後改名為靈隱寺。自從無上法師接管後,他大力推展教育,開辦佛學院,尤其當時台灣佛教講習會在此辦理,無上法師每日忙於為講習會籌措經費。 現在佛教辦教育,一個七、八十人的佛學院,要找人護持很容易,但當時靈隱寺並沒有大力的護法,無上法師只靠一座靈骨塔,每天忙於念經,靠著一點香油錢來資助講習會。 發心辦學 增廣善緣 那時,我雖然全心投注於教學,但一直很希望能有其他人來接手,因為自己年紀輕,政府對我們也不信任。那時候,我每個星期都要到新竹城隍廟前的廣場弘法,每次外出,必須要到派出所請假,進出多有不便,所以我很希望能提早結束這種教學生涯。 不過,幸而這種情況後來有了改善,因為派出所奉政府指示,要辦理「民眾國語補習班」,只是補習班開辦後,民眾參加的意願缺缺,有時即使發出傳票,民眾也不願意參加。 一位警官就問我:「你們可以幫忙辦理民眾國語補習班嗎?」我想這應該不是困難的事,記得十歲左右,當時抗日剛剛開始,我也參加過抗日補習班。每次去了,不是唱唱歌,就是練練字;印象中,辦理補習班應該不是難事,因此就承諾接辦了。 第一天上課,只有二十餘人參加,但是不到兩個禮拜,就增加為八十多人,後來甚至增至二百多人,讓派出所的警官訝異不已。因此解除我到新竹街上弘法要請假的禁令,告訴我以後不必請假,後來我就可以自由外出弘法了。我真是謝天謝地,感謝三寶加被,讓我得以進出自由。 當時從青草湖到新竹的城隍廟,徒步走路大約要兩個小時,那時沒有公車,我也不會騎腳踏車,都是走路。後來壹同寺的住持玄深法師,他是貴族出身,生得十分端莊、高貴,平時不輕易與人交談,他以四十歲左右的高齡見我一個年輕比丘,熱心弘法,也心生尊敬,就主動騎車載我。當時我只覺得,弘法能受龍天護持,能得信徒愛戴,真是一件美好的事。 我在講習會期間,正是1952年,適逢台南關仔嶺的大仙寺想要傳授三壇大戒,只不過中國佛教會認為他們師資不全,下令不許傳戒。 然而大仙寺的人,他們對佛教很虔誠,認為台灣需要傳戒,就到中國佛教會要求,請中國佛教會派人前去傳戒,白聖法師即刻答應。其時本來要請南亭法師擔任尊證,但南亭法師不克前往,就由我代理,所以在台灣佛教第一次傳授三壇大戒的堂上十師當中,我也躋身其中,留下一張照片紀念。(待續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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