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《星雲大師全集》【傳記】 百年佛緣──文教篇.梵音遍天下4-2
【作者:佛光山開山祖師星雲大師】2026-08-071994年,為了紀念「228」受難同胞,撫慰歷史傷痛,由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、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總會、台北市文化基金會、228關懷聯合會主辦,台北市立國樂團承辦,在台北國家音樂廳舉行「228紀念音樂會」,希望國人從這次歷史事件的教訓中,深思反省,畢竟「冤家宜解不宜結」,應當學習真正的愛與寬容。 除了安排和此一事件有關的樂曲外,並由佛光山叢林學院二百名僧眾演唱梵唄祈福祝禱。由孫越、葉菊蘭一起主持,邀請洪淑苓、鄭仁榮、廖瓊枝、吳文修、湯慧茹等藝術家演唱,以及師大音樂系交響樂團、音契合唱管絃樂團、實驗合唱團、台北市立國樂團、台北市立國樂團附設青年國樂團共同演出。 1995年的「禮讚十方佛‧梵音樂舞」佛教藝術盛會,分別於台北國家戲劇院、高雄市立文化中心進行六場演出。這次演出由二百位僧眾及一百位在家同學,配合台北民族舞蹈團曼妙的舞姿,以及台北市立國樂團優美的演奏旋律,融和梵唄、舞蹈、國樂的佛教藝術展現,加上背景幻燈投影片的效果,表現出宗教莊嚴祥和的氣氛。 同年,我在台北國父紀念館講《六祖壇經》,也邀請台北市立國樂團一同演出,運用佛教梵唄《大悲懺》、〈念佛組曲〉、〈叩鐘偈〉等二十多首不同曲調,帶領與會大眾唱頌《壇經》偈語,以深入淺出的方式,讓聞法者認識《壇經》中行解並重的要義。 悠揚梵音滿人間 1995年在澳洲,有國際佛光會澳洲昆士蘭協會與佛光山中天寺聯合主辦「尊重與包容梵唄音樂會」,於澳洲布里斯本市政府音樂廳舉行,演出者均為佛光山法師、信眾、佛光會員、澳籍佛光之友,以及昆士蘭音樂學院的學生參與。 布里斯本市長代表比揚奇及洛根市長戈利上台致辭時,都表示非常贊同「尊重與包容」的意境,也很歡迎華人到澳洲來,尤其,中天寺所表現出來的社教功能,實在是洛根市的光榮。 這是梵唄音樂會首次在澳洲表演,多元性的節目內容,造成極大的回響,這是成功的宗教文化交流。前來觀賞的貴賓還有:伊普斯威治市長代表肯恩、邦德大學威爾森院長、約翰保羅國際學院雷默斯副院長、聯邦議員路德、台灣在澳協會陳博文會長、台友會黃中東會長、慈暉婦聯會黃美智會長、黃金海岸台灣同鄉會呂武吉會長、華人宗親會季遜標會長等多人。 1996年,為慶祝佛光山開山三十周年,在香港一連三天佛經講座圓滿後,國際佛光會香港協會和佛香講堂首度在紅磡香港體育館,舉行「梵音海潮音」梵唄音樂會。由佛光山一百二十位法師為主,與國際知名鋼琴家、歌星以及香港交響樂團伴奏,在主持人李香琴、曾志偉、顧紀筠的貫串下,整場音樂會生動活潑,讓人回味再三。 特別是初聞梵唄音樂的香港民眾,在音樂會結束後,許多人還留在會場捨不得走,甚至,有人建議梵唄音樂會可以到全世界巡迴表演;可見,大家對梵唄音樂的肯定。這次梵唄音樂會的演出,同時為經常舉辦各式演唱會的紅磡香港體育館,寫下不同音樂演出的歷史。從此,莊嚴悠揚的梵音,年年飄揚於香江。 同年,我為了籌募佛光大學建校基金,分別於台北國家戲劇院、台中中山堂、台南市立文化中心等,舉辦六場「莊嚴淨土‧梵音樂舞音樂會」。這次參與活動的表演單位,除了佛光山叢林學院兩百位法師外,還有敦煌古典樂集、台北市立國樂團及高雄市實驗國樂團等共同助陣。 1997年,我應邀赴新加坡國家室內體育館講演《大寶積經》,每場講演前,均由佛光山叢林學院一百二十位僧眾,以及台北市立國樂團和普門寺舞蹈班,共同表演梵音樂舞,創下當地宗教弘法的新模式。承蒙大家的愛戴,除了新加坡居民外,澳洲、菲律賓、泰國、馬來西亞、印尼及台灣等地人士,都紛紛前往參與盛會。 1998年在澳洲雪梨,國際佛光會雪梨協會及佛光山南天寺舉辦「有情有義滿人間」音樂弘法大會,邀請台北市立國樂團附設市民國樂團、紐西蘭青年會、南天寺、中天寺法師、信眾聯合演出。這場音樂饗宴,為澳洲佛教弘法開創歷史新頁,也促成2000年佛教梵樂登上國際雪梨歌劇院的因緣。 1998這一年,「佛光山梵唄讚頌團」首度在北美洲演出,融和東西文化藝術的「梵音樂舞文化藝術饗宴」,分別在美加地區巡迴三場。此次公演,由佛光山美洲梵唄讚頌團唱誦梵唄,佛光青少年交響樂團演奏佛教音樂,台北芭蕾舞團表演典雅的禮讚舞及禪舞。此結合中國傳統梵音與西方管弦樂的演出,讓西方人士耳目一新。 同年,佛光山東京別院及國際佛光會東京協會主辦,由「佛光山梵唄讚頌團」以及日本讚禱歌詠合唱團合作,首登日本的音樂舞台,在享譽國際的東京三多利音樂廳演出「華麗的宗教音樂世界」。邀請著名的ニュ─フィルハ─モニック管弦樂團伴奏,開啟中日佛教史話的新頁。 這一次演出後,另外也和日本高野山聲明之會,共同在大阪郵便儲金會館,首次舉辦「中日梵唄音樂」特別公演,以梵唄詠讚的形式,為中日親善,也為東亞文明的繁榮演唱,贏得大眾熱烈的喝采。 同年,又再次於紅磡香港體育館第十度佛學講座,同時舉辦「梵音樂舞梵唄音樂會」。這一年佛光山梵唄讚頌團在台灣、澳洲、北美、日本、香港,同時開展梵唄弘化。 輝煌燦爛的里程碑 1999年8月31日,李總統登輝先生親臨佛光山,為即將前往歐洲巡迴弘法公演一個月的「天籟之音──佛光山梵唄讚頌團」授旗;同時,宣布佛誕節為國定假日,並與母親節同日慶祝。多年來,教界法師、大德如昭慧法師、沈智慧等人的奔走請命,功不唐捐,總算為佛教東傳中國兩千年,豎起輝煌燦爛的里程碑。 那一次,全團就有一百多人,馬不停蹄走遍歐洲七個國家、做了十一場的演出。我們為了節省經費,特別選擇較便宜的夜班飛機,旅途勞頓,加上氣候的不適應,雖然幾乎所有人都生病了,但不見有人抱怨。只要一上台,大家全都忘了病痛,精神抖擻地唱誦。在陌生的西方國度,佛教梵唄前所未聞,團員們主動地走上街頭,遞送節目單,向人介紹什麼是梵唄,邀請他們來欣賞。 讚頌團參訪德國天主教的科隆大教堂時,他們在教堂即興演唱一曲,吸引了各國人士的目光,也是希有難得的經驗。歐洲之行在世界知名的德國柏林愛樂廳最後一場演出時,竟然有百分之八十的觀眾都是當地人,既聽不懂中文又非佛教徒。在他們聽到梵唄的那一刻,不但自然流下眼淚,還自動站起、掌聲不斷,真是證明了人人皆有佛性。連奧地利總理及部長級官員都來觀賞,甚至原本不進音樂廳的海外華人,一聽梵唄團來了,也來共襄盛舉。(待續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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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星雲大師全集》【傳記】 百年佛緣──文教篇.梵音遍天下4-1
我自小不通音律,感謝父母生給我一個好觀念,處處要我設身處地為人設想。例如,我自己在文字都還不通順的時候,就肯得念書給人聽,甚至我希望別人從書裡面得到利益。又好比我不會唱歌,我要教人家唱歌。因此儘管自己不擅梵唄,但在佛光山很重視梵唄教學。 所謂梵唄教學,這是將古代佛教所流傳下來讚頌的六句讚、八句讚,四大祝筵、八大讚子傳承下去,包括:《水懺》、《梁皇懺》、《瑜伽燄口》、《華嚴字母》等各種佛事、法會儀軌唱誦的音韻。一般出家人,如果沒有數年的功夫,當然唱出來,也難登大雅之堂。我既不長於此,我就把有條件的徒眾,先送他們去學習,學會了之後,再加以傳播。 佛光山初期梵唄 記得在1960年代,心平、心定跟我出家,他們的聲音不錯,我就鼓勵他們:「我的短處是不善於梵唱,你們到台北去,把華嚴蓮社『華嚴法會』的《華嚴字母》、善導寺的《燄口》佛事學回來,將來再跟廣慈法師學習《大悲懺》,跟浩霖法師學《三時繫念》等,出家人要完成的這許多專業。我們不一定做經懺佛事,但我們必須把這許多佛法的文化傳承下去。」 心平、心定聽了我的指示就上台北了。在我想,大約需要三個月時間。想不到,他們還沒到半個月就回來了。我問:「怎麼這麼快就回來呢?」他們說:「師父,台北的社會,不宜我們出家的人在那裡居住,因為放一堂燄口,辦一場佛事,待遇很好啊!我們做了以後,都不想回來了,就會留在台北賺錢囉!」 我一聽,此話也不錯,年輕的人能可以想到不要貪心,不要染上一些習氣,我也讚許他們提早回來。 不過,他們到底聰明,半個月的學習之後,在家裡醞釀,也會得各種的音調及唱腔。後來,凡是對於佛教唱誦有所長的師長,如隆根法師等,我也都鼓勵心平、心定多去跟他們學習。又經過多少法師及老師來佛光山教唱,像最早的有慈靄法師,教授的時間最久,其他如:李廣慈、悟一法師、趙茂林等,都是叢林學院的梵唄老師。來山聽到唱誦的人都說,佛光山唱的音調,有大陸唱誦的腔調,也就是所謂的「海潮音」。海潮音,就是依個人氣息的長短、強弱而唱誦,彼此的音聲如海浪般的和諧,這正是其他音樂所沒有的,是海潮音的一大特色;這就是佛光山初期的梵唄。 後來再加上佛光山早期在宜蘭的青年歌詠隊,慈莊法師、慈惠法師、慈容法師、慈嘉法師,他們都是唱誦的高手,因此,這許多梵唄一經他們參加,韻律更不同了,所以佛光山男眾的音聲、女眾的音色都各有其妙。這樣子一來,吸引很多人來山一探梵唄的究竟。漸漸地,也唱出佛光山的味道來了。 天上人間幾回聞 1977年2月,日本東京大學名譽教授、文學博士岸邊成雄與呂炳川博士,他們為了蒐集漢民族音樂,走訪台灣、香港、新加坡,特地來到佛光山。對於佛光山叢林學院是為了培育僧才而設立,留下深刻印象。後來,又為我們的課誦所吸引,要求我可否錄製佛光山早晚梵唄課誦。 因此,同年7月他們再來山時,我安排心定、慈容等僧眾五十多位,在大悲殿唱誦,為其錄製。製作人胡金山說:「我第一次感受到宗教與音樂結合的奇妙與不可思議,這群唱誦中的法師們,那麼樣的專注和怡然自得,也許他們都沒有受過專門的音樂訓練,可是他們所唱出的梵音,卻是我所聽過最美的音樂……」之後,製作成一套「台灣漢民族音樂」,收錄佛光山早晚課的內容,集為六張唱片,訂名「佛教梵唄大全集」。 傳統的佛教音樂能淨化我們現代人的心,中國有一句話說:「此音只應天上有,人間哪得幾回聞。」佛教梵唄海潮音的莊嚴清淨,正是應了這一句話。 我一生提倡人間佛教,特別重視文教對社會功能的影響,也一直致力於佛教的文教事業,以出世的精神,做入世的事業,改變傳統,進行佛教現代化。也就是佛教的發展要能人間化、大眾化、生活化、現代化、藝術化,今後能對音樂重視,佛教未來的發展必定不可限量。由於我深信「以音聲做佛事」的弘法功能,因此極力提倡梵唄音樂。我召集一些徒眾,請慈惠、慈容、永富、永超擔任指導、策畫、藝術監督、執行,「佛光山梵唄讚頌團」便應運而生了。 傳統與現代結合 1979年,我在台北國父紀念館舉辦「佛教梵唄音樂會」自強愛國義演,由慈容法師擔當音樂指揮,台北普門合唱團、兒童、青年合唱團等近百人演唱佛曲,我向大眾介紹佛教梵唄歷史。這是佛教音樂第一次登上國家殿堂。 1990年,結合梵唄與弘法佈教的特色,在台北國父紀念館舉行「佛教梵唄音樂弘法大會」,邀請陳麗麗小姐、原野三重唱,以及佛光山叢林學院的學生聯合演出。以佛教法器的音韻,配合悠揚的唱頌及舞蹈,將寺院僧團的生活,呈現在舞台上。心定及慈惠等主講,並且由依空領導數位法師臨場記要,利用投影機將講演內容投射於螢幕上,令人一目了然。 1992年於「台北市傳統藝術季」中,由台北市政府、國際佛光會、佛光山慈悲基金會合作,於台北國家音樂廳聯合舉辦「梵音海潮音」佛教音樂會,邀請台北市立國樂團及佛光山叢林學院的兩百位出家僧眾、聲樂家呂麗莉小姐、仁愛國小合唱團共同演出。這是傳統梵唄結合國樂,首度在國家音樂廳登場,除了造成極大的回響,也改寫了佛教界和音樂界的歷史。 當時承辦這次音樂會的是台北市立國樂團團長王正平博士,是演出曲目的編曲者,也是樂團指揮,他將佛教梵唄融入國樂中,尤其與陳中申先生不僅都是佛教徒,而且長年茹素。為了這次的演出,他發揮平日修持心得,分別編作〈天龍吟〉、〈心經〉兩首曲子,再由仁愛國小合唱團演唱〈心經〉。國家級的音樂廳畢竟不同,整個廳堂設計用心、造型考究、色澤搭配,真是相得益彰,單只坐在座位上,就可以感受到濃郁的藝術氣息。 那時,台北市長黃大洲先生也蒞臨音樂會,節目結束後表示:「以一種感恩的心情來欣賞,這真是充滿人性慈悲的音聲,佛曲對建立社會祥和、淨化人心很有教化作用。」(待續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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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星雲大師全集》【傳記】 百年佛緣──文教篇.我與無冕之王的因緣3-3
卜大中、蘇正國 卜大中先生,出生於1948年,河北定縣人。他原本是《中國時報》駐美國洛杉磯的特派員,也做過《中國時報》大陸中心主任。他曾寫過一篇數千字採訪我的長篇訪問記,並在1989年跟隨我到大陸訪問,甚至在我創辦《人間福報》的初期,也協助撰稿。 至於蘇正國先生,他就住在高雄大樹區的一個村莊裡。1970年代,從一個地方小記者做起,經過多年的努力,數十年來,擔任《中國時報》駐南區的特派員。由於地緣關係,他經常在佛光山出入,後來也成為佛光山的信徒弟子。我在1985年從佛光山的行政系統退位後,不再過問許多行政事務,有時候有什麼事情要對外發表,就會拜託他協助。 此外,佛光山沒有公關人士,也沒有專責與記者連絡的人,所以有時候,本山宗委會有一些重要的事情必須對外表示意見,也都是臨時找蘇正國辦理,他都很熱心地給予協助。雖然他不是佛光山的發言人,但也可以說是佛光山記者招待會的策畫人。直到「人間社」設立,才將這份工作轉回本山,分別由弟子覺念、妙開法師擔任社長,並且承擔相關事宜。 蘇正國,1954年出生,在數十年的記者生涯中,他報導的立場始終保持中立,但是過去幾次縣長選舉,他則都為余陳月瑛和楊秋興拉票,幾乎成為余陳月瑛和楊秋興的地下縣長。 另外,他也很為佛光山沒有新聞寫作的專業人員著急,但又不想轉任到我們的《人間福報》工作。不過,對於「人間衛視」,起初他倒是興趣滿高的,一度想參與其中的工作,只是後來由於「人間衛視」沒有政論性的新聞節目,也就興致缺缺了。 我創辦的《人間福報》和「人間衛視」,都不太重視政論新聞,甚至於《人間福報》的第一版,我還以「奇人妙事」代替一般的政治新聞,成為報導的主體。此外,我們也特別重視家庭、教育、文化、倫理,尤其講究正面的報導,負面的新聞則是一概不取。我一再希望能夠藉此改善社會風氣,在我覺得,新聞不是專給讀者刺激的,更重要的是提倡善良風俗,與人為善。但是,名報人陸鏗先生以及卜大中、蘇正國記者,都認為我創辦的《人間福報》沒有前途。 不過,十幾年來,《人間福報》每日的發行量都在數十萬份以上,也躋身在台灣的大報之林。可見得,我當初的創報理念,還是獲得不少民眾認同的。 話又說來,這十多年來,蘇正國先生雖然從未替《人間福報》寫過一篇文章,但是山上的其他事務,卻都承蒙他熱切地關心,可以說,他也算是佛光山一位忠誠的三寶弟子了。 除了這幾位與我因緣較深的記者先生以外,各大平面媒體的新聞領導者,我也都和他們有所往來。像最早的前印尼《中華商報》社長馬樹禮,後來回台擔任中廣公司、中視公司董事長;中央社社長馬星野;《聯合報》創辦人王惕吾,及他的子女王效蘭、王必成;《中國時報》創辦人余紀忠、社長黃肇松;《中央日報》社長楚崧秋、石永貴;《世界日報》社長馬克任;《中華日報》社長詹天性、編輯陸震廷;《自由時報》副社長俞國基;《新聞天地》的卜少夫、卜幼夫、卜乃夫;香港《大公報》社長王國華,《明報》社長金庸,《亞洲週刊》總編輯邱立本、資深記者紀碩鳴;馬來西亞《晨報》創辦人丘民揚,星洲媒體集團編務總監劉鑑銓,《星洲日報》總編輯蕭依釗女士;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常務副院長徐泓教授,《大公報》記者鍾蘊晴,路透社記者林洸耀,《環球人物週刊》總編輯劉愛成,《南方人物週刊》副主編萬靜波等,幾乎現代亞太地區幾個報紙的負責人,我都與他們結了很好的因緣。但我從來沒有拜託他們為佛光山發表什麼新聞,只是偶爾互相往來,或是交談,或是餐會,大家都算是君子之交的好朋友。 這些人士當中,陸震廷先生是《中央日報》駐高雄的特派員,可以說是一位大牌記者。因為陸軍、海軍、空軍官校,三軍基地都在高雄,這裡經常大事不斷,所以《中央日報》就特地派了一位經驗老道、文字犀利的快寫手,坐鎮在高雄。 陸震廷(郭風) 陸震廷先生,1921年出生,江蘇松江人。他的文筆,一如筆名「郭風」,就像風吹一樣,非常快速。尤其他長於報導文學,寫了許多以抗戰時代為背景的作品,並且得過許多獎章。 他和我有特殊的緣分,我們才見面的時候,他就以佛光山的內勤總務自居,很快地就熟悉山上的一切,和我們也就如同一家人般。當初《中央日報》上許多的專欄報導,都是出於他的手筆。尤其他對佛光山開山建寺的報導,寫得絲絲入扣,非常精采,記得有一位報社發行人來到南部巡剎時,還跟他說:「你乾脆一天寫一篇吧!」可見當時的報紙,對佛教的報導並不很排斥,只要是出自名記者的文筆,很容易地就會被錄用。因此,我也邀請他乾脆來做佛光山的文化顧問。 陸震廷先生曾隨我在海內外走動,如:1988年,我籌組「泰北弘法義診團」,送愛心到泰北;1989年,受中國佛教協會趙樸初會長之邀,以「國際佛教促進會中國大陸弘法探親團」名義前往大陸,他都擔任隨團的記者。甚至我也曾邀請他和劉枋女士做領隊,組織記者團到南非訪問。實在說,這也是我為了感謝這許多記者朋友們對佛光山的支持,而鼓勵他們出國旅行,以示謝意。 佛光山初期活動的對外宣傳,大都是由陸震廷先生居中策畫,什麼時候該發布新聞,他分寸拿捏得當。後來,他為了我推行的「人間佛教」,還替我編輯了幾本專書。例如,1986年,中國文藝協會常務理事郭嗣汾居士,帶領文協作家到佛光山參訪時,看到佛光山宏偉的建設,及豐富的文化事業成果,他就和郭嗣汾居士共同發起,邀請公孫嬿、司馬中原、劉枋、趙寧、簡媜等近三十位作家撰文,交由采風出版社出版《我們認識的星雲大師》;1992年,他又撰寫了《人間佛教與星雲大師》,由《中華日報》出版。現在仔細想來,佛光山推動人間佛教,也都是依靠社會大眾給予幫助。 由於這許多記者、作家常常在文章裡提到「人間佛教」,所以社會上很早就知道佛光山是走人間佛教的路線。 當然,我們也不諱言,人間佛教必然會是未來世界的一道光明。 至於新聞媒體記者的大家長──歷任的新聞局長中,如:龔弘、錢復、丁懋時、宋楚瑜、張京育、邵玉銘、胡志強、李大維、程建人、趙怡等,我也都和他們結了一點緣分。像龔弘先生的兒子龔天傑,在台灣舉行佛化婚禮時,就是我去為他福證;宋楚瑜先生,我也曾支持他競選總統;程建人先生在他的母親往生時,特別來拜訪我,希望我在告別式上為前來祭弔的親朋好友講說佛法,開示人生的真諦,以示悼念。而趙怡和他的兄弟趙寧、趙健,則是一起在美國西來寺皈依,幾年前退下局長一職後,成為我們創辦的「真善美新聞傳播獎」執行長。 其他的人,隨著時光流逝,許多事已不復記憶,也就不再一一敘述了。不過,在此真是要對媒體記者們說一句感謝的話:「沒有你們全天候的辛苦,我們就不可能知道今天世界各地所發生的事情了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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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星雲大師全集》【傳記】 百年佛緣──文教篇.我與無冕之王的因緣3-2
吉田實-2 我平常很少有榮耀的感覺,經常都告誡自己:在人世間,我只是一介衲僧,沒有什麼了不起的。但是在那許多議員抬我的時候,我卻忽然興起一個念頭,多少年來,中國人都是給日本欺負,踩在腳下的,現在你們卻肯得以議員之尊,抬一個和尚上台?這也真叫我感覺到「難遭難遇」了。 至於當時「二十一世紀的訊息」講了哪些內容,我已不復記憶。我曾想把這些內容整理後,請滿果法師替我投稿給逢甲大學,因為當時他們正要出版一本關於未來時代的書籍。可惜那本書出版以後,沒有收錄我的文章,只有文章的目錄綱要。於是我就問滿果法師:「我的文章不是請你交給逢甲大學嗎?」他說:「有啊!就是那篇綱要。」我說:「那我的文章內容呢?」他說:「隔得太久,不記得擱到哪裡去了。」 所以,那一次的講演雖是有一番用心,但記憶有限,只約略記得講到未來是一個生權的時代。所謂人類歷史的發展,從神權時代演變到君權時代,再到現在的民權時代,未來則應該是生權的時代,一切眾生都有生存的權利等等。 再說講演之後,當天晚上下榻在一個飯店裡,吉田實先生告訴我,那是美國總統雷根先生訪問日本時住過的地方。一時之間,我想起了雷根先生訪問日本時發生的一段趣聞。雷根總統平時過的是西方式的生活,所以當他來到大飯店時,穿著大皮鞋就走上了榻榻米;站在一旁的許多人看了,都露出很驚訝的表情,意思是說:「總統先生,你要脫鞋子啊!」但是雷根總統卻是一臉茫然地說:「為什麼要脫鞋子?」在西方,脫鞋是不禮貌的行為,但是在日本,不脫鞋卻是不禮貌的。可見得,東西方文化的不同,實在需要以中道的立場來做溝通。 這一天晚上,吉田實先生約了各方人馬,住在這家飯店裡。我覺得這個開銷實在太大了,尤其他們的住家應該就在附近,為什麼要來住飯店呢?我一直為他感到捨不得,為了邀請我到日本一行,花費一定不少。 後來,佛光山在日本建立了東京別院,我每到日本,第一個來訪問我的,必定是吉田實先生。那個時候,他已經不以記者的身分和我來往,純粹是老朋友相見。甚至我們兩個人坐在那裡,他看看我,我看看他,他會中國話,但我們不一定講話,讓時間就這麼在沉默中過去;在無聲的時刻裡,有時似乎也有一種無言的美感。偶爾遇到中午或晚餐,我也不特地為他準備什麼日本人喜歡的料理,就只是煮幾道我們中國人平常吃的簡單飯菜,他也一再地說比北京的好吃。 吉田實先生在2010年往生。老友雖已逝世,但是到現在,我還是一直懷念著他,總覺得做記者,當如吉田實。 吉田實先生和我另外一位記者好友陸鏗先生是完全不同典型的人。陸鏗是基督教徒,和吉田實也是好朋友,我們三人也有過多次的聚會。但是,若要我做一個評論,他們二者雖各有特色,陸鏗先生性情衝動、負有正義感,吉田實先生則是細膩、平和。不過,他們對我究竟有什麼看法,我就不知道了。 丁中江 在許多媒體記者中,老三台(台視、中視、華視)時代,經常擔任政治評論員的丁中江先生與我也是有緣人。 丁中江先生,雲南人,生於1919年,他口才雄辯滔滔,思想理路分明,最早在廣州「天地新聞日報社」擔任社長,也做過曼谷《民主日報》董事長,參與創辦香港《新聞天地週刊》。來台後,經常在台視分析、評論政治新聞,我聽了以後,感覺到他講說的資料很齊全。當我知道他的弟弟丁懋時是外交部長時,我想,必然是從他的兄弟那邊,得到了一些第一手資料。但是不然,丁中江先生並不是憑靠丁懋時先生給他的新聞,而是來自他自己一生身為新聞老將的專業。 大約是1981年左右,他第一次帶了家人來到台北普門寺訪問我,經過這次訪談之後,我們就建立了良好的關係,並且常相來往。尤其,他曾經為了政府不讓我成立「中國佛教青年會」,感到心有不平。在他認為,政府應該要讓我成立一個民間的社團,才能盡情地揮灑所願。當時,他的見解引起我極大的注意,因為成立佛教青年會的想法,只不過是我順從時勢發展需要而萌生的念頭,想不到丁先生卻進一步呼應,確實有成立社團發揮所願的必要。這句話,真是說中我的心情。 因此,後來董樹藩先生入閣,在1984年到1986年間,擔任行政院蒙藏委員會委員長時,要我成立「中華漢藏文化協會」,我也就欣然答應了。 董樹藩先生是內蒙古人,1932年生。由於他在院會裡替我說項,因而獲准成立「中華漢藏文化協會」。不過,我想,董委員長只是想透過我成立的中華漢藏文化協會,為他與一些西藏人士做公關吧! 只是,那時候的達賴喇嘛,對台灣沒有好感。記得1979年,我率領「印度朝聖團」二百人赴印度巡禮聖蹟,成為當地有史以來最龐大的朝聖團。我們包了泰國二架飛機,其中一架裝載毛毯、食物,準備到印度去幫助在那裡流浪的藏胞。但是,我們才到達新德里,就聽說達賴喇嘛下了命令,不准接受來自台灣的援助。 我感到很疑惑,人和人之間為什麼不能接受彼此的好意呢?原來,當時達賴喇嘛對於國民黨情報機構,分化、離間他們的西藏人民,極為氣憤。不過,政黨的恩怨,也不是我有辦法了解的。 總之,後來那一架飛機裝載的毛毯、物品,只有一部分的藏民同胞接受,其他大部分都送給印度的貧苦人士了。 丁中江先生對於我遭遇的這許多過程,都非常了解。甚至後來,他為了我在美國接待許家屯的事情,還特地在江澤民先生面前幫我說話。 丁先生告訴我,他對江澤民先生說:「星雲大師不是政治人物,所以他才要接待許家屯先生;假如他真要涉及政治,也就不會接待了。」丁中江先生並且舉例說:「就好像是一個人家的孩子離家出走,有人把他收留下來,這應該是好事;況且星雲大師至少代表了海外五百萬人的心聲,所以中國大陸不該對他太過計較,尤其從對中國的貢獻上來看,應該算他一份吧。」 當丁中江先生告訴我這許多事的時候,我非常感謝他為我說項。後來,1991年,「敦煌文物展」在佛光山舉行,這是中國大陸第一次在台灣舉辦展覽,我花了數十萬美元的運費、保險費等行政費用,終於辦成了那一次的敦煌展。 不過,因為那許多展品都是一些複製的文物,包括古代社會一般的用品、農具,以及敦煌的畫作等,大陸方面也無意再帶回去,加上丁中江先生想要在台北辦展,我就把這許多東西送給丁先生,讓他能夠如願。後來,他在台北辦了一場展覽,至於成果如何,我就不太知道了。不過,在我心中,這也算是對他的一種感謝! 和我往來的平面媒體記者中,在美國,《世界日報》、《國際日報》的尹祧和王艾倫小姐等,後來都成了佛光山的弟子。在台灣,像《中央日報》的李堂安,《聯合報》的胡宗鳳、王紀青,中央社的陳守國等等,也都成為佛光山的好友。不過,此中有兩位《中國時報》的記者,一位是卜大中,一位是蘇正國,因緣就更深厚一些了。(待續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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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星雲大師全集》【傳記】 百年佛緣──文教篇.我與無冕之王的因緣3-1
記者,負有傳播資訊的使命,也享有採訪自由的權利,因此被尊為「無冕之王」。 記者,看起來好像是很逍遙自在的工作,其實不然,哪裡有災難發生,他就要先到達那裡;哪裡有不公不正的事情,他就要率先去追查。有的記者,深入危險區域採訪而遭扣留,甚至槍決;有的記者,遇山山難、遇水水淹,所以,「記者」這個工作似乎是一個玩命的職業。 創辦人間衛視、人間福報及通訊社 回顧我的人生,認真說起來,我應該也算是一個非正式職業記者的記者。「雜誌事業協會」曾經發給我「記者證」,雖然我不曾用它去採訪過什麼人、什麼事,但我為許多的報刊撰寫專欄,甚至早期我為《覺生》、《覺群》、《菩提樹》、《人生》、《今日佛教》、《覺世旬刊》等刊物提供新聞,這應該也算是一個義務的記者吧!此外,我和立法委員沈智慧在台中創辦全國廣播電台,乃至於後來我又在台北成立「人間衛視」、創辦《人間福報》、設立「人間通訊社」;總說起來,我和記者應該是有沾上邊的。 《人間福報》在2000年4月1日「愚人節」創刊,從那一天起,我就在《人間福報》第一版的專欄上發表文章。時光迅速,算一算已經邁入第十二年了(註:至今創報26年),到今天,從沒有開過天窗,或停止過一天。有人說我可以申請金氏紀錄了,但對我而言,這不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,我只是聊盡我一點責任,並不是為了其他目的而做的。 像我們這一類的人寫文章,對別人的貢獻有限,但是別人寫文章,對我的幫助,倒是讓我非常感動。年輕的時候,自以為維護公平正義,競相發言,當然就引起別人的論長道短。及至年歲漸長,慢慢才感覺到,記者對一個從事社會活動的人來說,關係是非常重要的。如果你沒有名氣,要記者來採訪你,他也沒有興趣;等到你事業有成,稍有名位,有事情可以報導了,你不要他採訪,他也會緊追不捨。 在我四十歲的那一年(1967),佛光山才開山不久,就承蒙一位中央社記者翁慕良先生,特別在《中央日報》上刊登一大篇新聞報導。從此,山上絡繹不絕的信眾,就成為佛光山的基本擁護者了。 翁慕良 翁慕良先生,江蘇江都人,1914年出生。我知道他是高雄縣大樹國中的一位教師,並且為中央社擔任地方上的駐地小記者。他自己也料想不到,替我寫的佛光山開山特寫新聞,竟能讓報社那麼隆重地刊登。記得當時的《中央日報》社長曹聖芬先生,還特地跑來佛光山訪問我,甚至特別交代翁慕良先生,以後每天都要報導佛光山。我聽了,覺得這也太過分了一點,佛光山還沒有這麼多的內容可以報導啊!不過,現在佛光山對於淨化社會的活動,以及傳播佛法的推動,倒是真的天天有新聞了。只是,這一位有遠見的社長,不知道是否還在人間?我至今仍然懷念他。 翁記者是一個善良和氣的人,我每每看到他在撰寫新聞的時候,都是帶著誠敬的態度在寫。後來他也真的就經常為開山初期的佛光山,做種種報導。 可以說,佛光山從一開始與我們往來的許多人士,都是知識分子。尤其1969年,由於有翁慕良先生報導青年救國團在佛光山舉辦「大專佛學夏令營」,所以後來就有許多年輕人不斷地湧入佛光山參觀。為此,我只有趕快建設朝山會舘,提供給來山大眾使用。從此之後,各級學校的教育會議、各個救國團的活動等,都來借用佛光山的場地,也就讓我深深地感覺到,記者的報導真是大有威力。 我經常說,佛光山初期的功德主,第一是媒體傳播界的記者,第二是青年救國團的知識分子,第三就是佛教廣大的信徒們,由於他們的助成,才有今日的佛光山。 吉田實-1 除了翁慕良先生,佛光山最早接觸到的國際記者應該算是吉田實先生了。吉田實先生是日本人,1931年出生於東京。他生逢大時代,跟我一樣,一生經歷1937年日本侵華、1945年台灣光復、1949年共產黨解放中國、1966年文化大革命等等事件。他擔任日本《朝日新聞》記者時,曾代表《朝日新聞》做過駐台灣的特派員,後來又調到北京做特派員。在他即將從北京的工作上退休時,才和我結識。 吉田實先生認識我以後,便想寫一篇關於我的特稿,所以經常來訪問我,和我交談。他認為我是一個很傳奇的人物,雖是一個出家人,和黨政、社會各界的關係卻是那麼豐富,和兩岸之間也有來往,但是每到世界各地去,都只有傳揚佛法,不涉及其他,因此,就想要挖掘我的生活內容。 我因為感念這許多名記者,他們為了寫一篇文章,經過那麼多的辛苦,那麼多的驗證,才開始下筆,很不簡單,也就樂於與他相談了。幾年後,他送了我一本他寫的書《三十五年的新聞追蹤:一個日本記者眼中的中國》(2003年,天地圖書出版),當中就收錄了這篇訪問記。 在他和我來往期間,我到美國西來寺,他也追到美國西來寺去。他不是我的徒弟,也不是為了什麼目的,他或者只是想結交我這個人做朋友,或者只是想了解我,或者只是想寫這篇文章,就專程跑到美國訪問我。甚至他還數度到台灣,特地上佛光山找我。就是我偶爾到了台北,他也會來和我做一次談話。 吉田實先生並不是虔誠的佛教徒,他所訪談的內容,據我觀察起來,也沒有什麼特定的目的。基本上,我不是一個什麼特別的人物,也談不上有什麼條件可以給他採訪。但是我在想,他只是想追尋人性、生命、精神層面上的什麼東西吧! 他的採訪態度確實、嚴謹,不斷地蒐索、印證。我聽說他曾經在撰寫一篇報導時,為了講究真實性,還遠赴新加坡找尋線索,做種種的追查,受盡了種種的苦難。事實也是如此,我讀他的訪問生涯,沒有藉故、沒有虛偽,更沒有特意宣傳或是避重就輕,他只是為了還原人間的一個真實面。 後來,他請我到日本國會做一場講演,那一年(1991),正是我跌斷左腿的時候,當我打電話告訴他這件事時,他一聽非常驚訝。只是,他早已把日期、場地、邀約聽眾等作業都安排好了,而我向來也重視承諾,因此就告訴他,不要緊,我還是會如期前往,只是我不能走路,必須坐輪椅。他聽了以後,我想應該是半憂半喜,喜的是我能去,憂的是我的腿跌斷了。總之,經過不斷地來往聯繫,我終於到了日本。 這一次的講演,是以「國會」名義邀請我去的,並且要我以「二十一世紀的訊息」為題做講說。只是,當我到達國會演講廳時卻發現,他們竟然沒有無障礙空間設施,人都已經到會場了,輪椅卻沒有辦法上舞台,最後,好幾位議員只有一起幫忙把我的輪椅抬上講台了。(待續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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