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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星雲大師全集》【傳記】 百年佛緣──文教篇．台灣佛教出版界的風雲4-4

說到這裡，也讓我想起1960年代的時候，台南有一位製作僧鞋的葉居士，他一雙鞋賣價是二十五元，我對他說：「一雙三十元我才要買。」他一聽，非常訝異，告訴我說：「人家都與我討價還價，只肯用二十元買鞋，為什麼你要多加五塊錢給我呢？」我說：「我並不是在幫你的忙，我是在幫忙我自己，因為僧鞋不容易買到。但是我加你一點錢，讓你的業務擴展，讓僧鞋的品質提升，日後我買鞋子也就很方便了。」 對於一些佛教的有緣人經營商業，我總是想，能助其一臂之力，佛法的事業才有人肯做。所以，後來有些人做僧服、僧襪，乃至開設僧眾用品店等，我也都很樂意給予幫助。 高本釗（劉修橋） 在這幾位文化人當中，高本釗居士算是與我關係匪淺、因緣特殊的一位。 他最初來台的時候叫做「劉修橋」，後來不知何故回復本名叫做「高本釗」。他是江蘇徐州人，1933年出生。我和他結緣是在1957年的時候。 當時，張少齊長者創辦《覺世旬刊》，邀約我擔任總編輯，由於我對報紙編務不甚內行，恐難勝任，所以就對他說：「我只能做短期代打，請你在這一段時間裡，再物色一位適當人選。」由於這樣的因緣，我曾經住在他創辦於「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二十九號」的建康書局二樓。 記得那一年，我三十歲，孫張清揚女士在這間書局的餐廳裡，用兩箱黃金打造的餐具為我祝賀生日，並且告訴我，這些黃金器皿從來都還沒有用過。其實我一生最不喜歡過生日，因為這一天是母難日，不值得慶賀；但是孫夫人盛意殷殷，那一天，我也只好很拘謹、尷尬地使用了。只是，如今孫夫人的這許多黃金餐具流落何處，我也不得而知了。 不過，就在這一場宴席中，孫夫人和張若虛、張少齊父子支持的新文豐印刷公司，邀約我加入股東。猶記得那時候，我出資五千元給予支持，還當選了新文豐出版公司的常務董事，也任職了一段時期。 當年，他們特地從德國購買印刷的機器回來，預備要影印大藏經。可是後來由於大家都不善於印刷技術，只有主其事的高本釗先生有這方面的專長，所以張少齊長者就把這個印刷公司交給他經營了。 當然，我們大家也歡喜同意。 想起那一頓齋飯雖然豐盛，但也是用五千塊錢換來的。那個時候的五千塊錢，相當於今日的五十萬元，是一筆很可觀的數字。不過，能有因緣參與影印大藏經，我也深感榮幸。 再說，張少齊長者向我們說明，把新文豐公司讓給高本釗居士的主要條件，就是要他印行佛經，弘揚佛法，我們也都能接受這樣的說法。後來，高本釗居士確實也做到了，在台灣的出版界中，新文豐的佛書可以說是源源不斷地在出版。可見得高本釗居士為人厚道，是一位誠信、有德之人，對於自己承諾的話都會落實。至今數十年來，新文豐猶能屹立不搖，仍然持續地發行佛書，必然是與他的重承諾有所關係。 新文豐公司影印過《卍續藏》、《高麗藏》、《磧砂藏》、《嘉興藏》、《乾隆大藏經》等。其中，《高麗藏》就是他們跟我商借複印的。後來，新文豐為了表示感謝，還在每一部《高麗藏》的首頁寫著： 本書承佛光山星雲大師惠借影印　謹此致謝 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新文豐出版公司　謹啟 高本釗居士對佛教文化的推展，多所用力。尤其當年，他得知我們籌辦的佛光大學正在招生時，就曾將新文豐出版的所有書籍贈送一套給學校。甚至後來他也把全部的出版品，將近四萬冊，分別捐給鑑真圖書館，以及他的故鄉徐州師範大學圖書館等。 前幾天，聽說他在電視上看到我興建佛陀紀念館的消息，寄來五萬元贊助。我個人並不計較這許多捐獻，只是知道他是飲水思源，也覺得真是難能可貴了。 除了朱斐、陳慧劍、劉國香、朱蔣元、高本釗等熱衷佛教文化工作的居士之外，在佛教文化事業上深有貢獻的，還有李世傑先生。在台灣發行最早的一本佛教雜誌，叫做「台灣佛教」，時任台大圖書館職員的李世傑先生，就曾擔任該雜誌的主編。 李世傑先生，台灣新竹人，1919年出生，曾受李子寬居士的邀請，在台北善導寺附設的太虛佛教圖書館兼差，負責編目工作，在此期間，他發明了「佛教圖書分類法」。 早期台灣佛教由於沒有美工編輯，也沒有人用心編排，所以對於每個月都要按時出版的刊物，只能翻譯一些日本佛教的作品，報導一些台灣省佛教會的訊息。儘管如此，那個時候，李世傑先生在台灣佛教界，也算是少有關心佛教文化的人了。對於早期的台灣佛教界而言，這樣的熱心，也為佛教文化帶來了一股生機。 另外，在台北成立大乘精舍印經會的樂崇輝居士，北平人，1929年出生。他編輯印行的各類佛書，於出版界裡也曾為一時之選。之後他又創辦了《慈雲雜誌》，從1977年創刊至今，已經出版了四百二十幾期。 除此之外，從事教育的台灣大學教授李添春，1898年生，高雄美濃人，曾擔任日據時代創刊的《南瀛佛教》主編；歷任花蓮東淨寺住持的曾普信，1902年生，高雄美濃人，偶爾也有一些禪門的書籍出版。再者經營社會事業，但兼賣佛教書籍的有：台北建康書局的張少齊居士，台中瑞成書局的許炎墩，高雄慶芳書局的李慶雲，台南南一書局的蘇紹典，基隆自由書局的黃奎等，對台灣早期出版界都有很大的貢獻。 總之，早期就是靠著這些佛教文化人，和這許多流通佛書的書店，以及在我鼓勵下，於各地成立的佛經流通處；再加上朱鏡宙老居士的「台灣印經處」，半買半送大量古版書籍；邱舜亮居士的「普門文庫」，積極印贈佛學書籍；還有我成立的「佛教文化服務處」，及主編的《今日佛教》、《人生》、《覺世》等刊物，才總算撐持了佛教，共同頂下了佛教文化的半邊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