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《星雲大師全集》【傳記】 百年佛緣──文教篇 我與國際學者的因緣4-2
【作者:佛光山開山祖師星雲大師】2026-06-17中村元 在當代的日本佛教學者當中,中村元教授可以說是一位備受推崇和敬重的偉大學者。 1912年生於日本島根縣的中村元博士,是東京大學教授,也是《廣說佛教語大辭典》的主編。他的學識廣博,思路清晰深遠。有一次,我到日本參訪,同行者都出外參觀了,我一個人留在旅館裡,打開電視,正好看到中村元教授和另外一位學者正在談論生死問題。從八點鐘開始,連續講了三、四個小時,都沒有間斷,我靜靜地聽他們講說,雖然未能全部了然他們言談的內容,但因為所談的都是關於佛教的生死問題,所以還是聽得出一些端倪。 我只感覺到兩位老教授,是那麼樣的安然、從容,一點火氣都沒有,一點激動的言語也沒有,各自敘述著對生死的看法。只是很可惜,假如我能通達日文的話,一定更有收穫。 1981年,我也曾邀請中村元教授到佛光山,為叢林學院的同學上課。像中村元教授與水野弘元先生等這許多日本學者,都是以僧侶自居。尤其,他的身材不高,就和中國一般所謂的「小老頭」差不多;這麼形容他,實在說,我是有所失敬,但是,他身材雖然不高,卻是學富五車,著作等身,令人深為崇敬。 中村元教授雖是研究印度原始佛教的專家,但由於對佛教有堅固的信心,所以從不會因為是學者的身分,就隨便議論佛教的長短,總是站在一位信仰者的立場,維護佛教的尊嚴,這是十分難能可貴的。 平川彰 另外,東京大學名譽教授平川彰先生,在日本也是偉大的佛教學者之一。他1915年生,日本愛知縣人,曾在佛光山參加過多次的學術會議,也為佛光山叢林學院的學生上課。 他送我一本他的著作《法與緣起》,並表示願意將全部著作及版權交給佛光山翻譯和出版,實在說,很感謝平川彰先生對我的信任。有一年,他擔任「日華佛教文化交流協會」來台訪問團的團長,一抵台灣,首站就直奔佛光山;對於他對推動日華佛教交流的熱心和友誼,我也全力陪同接待。 平川彰先生非常關心日本佛教的發展,記得1996年,佛光山舉辦第一屆「宗教文化國際學術會議」開幕典禮時,他致詞說︰「佛光山是以佛法實踐和教化為中心,如何將佛法弘揚出去,是很重要的一個課題。在日本,發生奧姆真理教事件,真理教信徒均自稱自己是佛教徒,日本民眾也不覺得奇怪,這是日本佛教對戒律的實踐、戒律的奉行欠缺所在,值得日本佛教徒反省。」 靜觀而內省,平川彰先生是一位值得尊敬的大學者。 有一次平川彰先生來叢林學院授課,要返回日本時,我們的學生為他準備一包切好的木瓜作甜點,他在機場吃了一塊,覺得台灣的水果實在美味,讚不絕口。他的學生助理大概覺得手上拎著水果嫌其麻煩,就說:「那老師吃完再上飛機吧?」他說:「不行,我要沿路吃回日本。」他實在是一位性情中人。 我之所以提出這幾位日本學者,是基於他們對佛教的信心、日華的友誼以及本身的道德修養,因此特別提出一說。當然,在日本還有很多優秀的教授,如鎌田茂雄、前田惠學等,也都是很難得的學者。不過,當前這許多老教授幾乎都凋零了,希望現在日本新一代的教授們都能再加油。 話說回來,我之所以和這些日本教授有因緣,是由於早期佛光山的年輕人,大多是到日本留學。那時候,要想研究佛教,唯有到日本去才比較容易。但是後來歐美、中國等地,研究佛學日益興盛,留學的區域範圍才又再擴大。 金知見 除了上述幾位日本學者,先後與佛光山結下深厚法緣以外,韓國的金知見教授,也曾經在佛光山協助辦理「國際佛教學術會議」。他對學術會議的流程安排,非常老練,不須費力張羅,便能展現應有的水準。尤其,他把佛光山當作是自己的道場一般,對於分內之事,可以說做得完備周詳。 金知見教授,生於1931年,他具有足夠的條件,可以成為一位國際佛教的學者。因為他超越門派之見,超越國界之外,擁有高度的國際觀。一個韓國人,能夠這樣不分國家、不分教派,在眾多學者當中,也算是少有的人物了。 透過他的關係,佛光山和韓國也結下了不少緣分。例如,我和韓國曹溪宗的三大道場:代表佛寶的通度寺,代表法寶的海印寺,代表僧寶的松廣寺,都建立了很好的友誼。我想,學術會議的舉辦,他應該功勞很大。甚至於後來,東國大學頒給我榮譽博士學位,彼此之間的訪問不斷,這些必然也都與最初金知見教授的因緣有關係。 另外,由於金教授的介紹,來自韓國的李仁玉小姐,於台南成功大學中文系就讀期間,曾住在佛光山。大學畢業後,在國際佛光會服務過一段時期,還一度擔任副祕書長。 佛光山的徒眾依恩,也是因為中韓佛教的友好關係,特地到韓國東國大學留學,後來取得碩士學位。到現在,佛光山上每個月從韓國來的團體,仍有八團、十團之多,可見得學術會議播下的種子,只要經過時間的推移,總有一天,都會長出纍纍果實。 除了我和日本、韓國學者的因緣以外,印度的穆克基、斯里蘭卡的阿那努達、義大利的桑底那等,也都曾在本山做過短期的講學,甚或長住多年。但是,那時候因為我忙於開山,彼此也就少有交流的機會。不過,現在回憶起來,他們對本山的教育也都深有貢獻。首先,我就從穆克基教授說起。 穆克基(Biswadeb Mukherjee) 1980年,我應中國文化大學創辦人張其昀先生邀請,到該校擔任印度文化研究所所長。那時,我除了讓慈惠法師在文化大學執教,並且從印度請來了幾位教授,講說「印度文化」。其中,穆克基教授,是德國哥廷根大學(Gottingen University)博士,精通梵文、巴利文,更通曉中文,是印度國際大學(Visva-Bharati University)的中文系所主任,可說是難得的師資。 之後,我又邀請他擔任英文佛學院的教席。在本山一住多年的他,曾在佛光山開山二十周年時,寫了一篇文章,表達對我們的評價,其中寫著:「佛光山在全面現代化的同時,仍成功地保持傳統的清純道德與精神價值,從樸實、誠懇和施捨中,肯定永恆的道德規範;從不求舒適、不求享受的簡樸生活中,實踐了真正的苦行;更從禮拜、服務、禪坐活動中,修習真實的智慧與無我的悲心,發揚了慈悲、和平、善美的宗教特色。」從這些話,讓我覺得,他確實已經看見佛光山的內涵。(待續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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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星雲大師全集》【傳記】 百年佛緣──文教篇.我與國際學者的因緣4-1
自覺學問不足,因此非常尊重有學問的人,尤其對於一些佛教學者,我總是不惜一切地給予延攬或支助。這當中,和我往來的國內學者教授,有另文敘述,在此只略述幾位與我有因緣接觸的海外學者。 塚本善隆 當初因為佛教信仰的關係,我結識了日本的塚本善隆教授。他是一位佛教學者,我讀過他許多的作品,儘管我日文程度不好,一知半解,總覺得他的思想、見解非常新穎,佛教深奧的道理一經他講述,似乎都變得很容易了解,因此很自然地對他生起一份崇拜之情。 塚本先生,生於1898年,日本愛知縣人。我和他結緣是在1963年,我到日本訪問的時候,記不起當時是什麼樣的因緣了,他透過一位日本友人傳達,邀請我到大阪一家飯店見面。對於這麼一位我所敬仰的學者,能受到他的邀約,我覺得受寵若驚,便欣喜的依約赴宴去了。 當天,是由飯店派了一部車子來接我,抵達後,我們在一間特別的餐室中見面;會面時,只有塚本先生和一位中國和尚仁光法師。仁光法師是神戶關帝廟的住持,已旅居日本數十年,我想,塚本善隆教授找他來,必定是要請他翻譯。巧的是,仁光法師是我的讀者,我在編《人生雜誌》、《覺世旬刊》時,訂戶的名單裡,每期都有他的名字。 素養深厚 心懷中國 和塚本先生才一見面,我就感覺到他是一位可敬、可愛的老人家。當我們分別坐定之後,他便開始述說中日兩國長久以來的歷史情誼,談話中,可以感受得到,他對中國有著一分濃厚的感情。例如他說,從唐朝開始,日本就有出家人到中國求法,但從來都沒有聽說過中國的佛教要向他們收取費用,可是現在中國的青年到日本來念書,學費之昂貴,實非中國清苦的年輕僧侶所能負擔。為此,他表示深深地感到慚愧。 其實,早在和塚本善隆教授見面之前,我從他的著作及日常行誼裡,就已看出他對中國佛教的這一分深情。例如,他見到中國的出家人,一定會鞠躬。曾經他的學生問:「為什麼一定要向中國的學僧鞠躬呢?」塚本教授說:「因為昔日的恩惠不可忘啊!」學生再問:「可是時代不同了,那已經是過去的事啊!」塚本善隆教授回答說:「事情雖然是過去了,但恩情還是在呀!」所以,在當晚的宴會中,塚本先生一直都以中國佛教的人和、寬大為主題,不斷地敘述,讓我感覺到這一頓餐會,是仗著老祖宗長久以來施予的恩惠,在今天得到了回報。 塚本教授在日本佛教界的聲望很高,佛學素養深厚,望月信亨教授編纂的《佛教大辭典》,就得到他的諸多助力。只不過這位老人家絲毫不介意個人的聲譽,一點名聞利養的心都沒有,所說的每一句話,聽來都是那麼的謙虛,猶如春風冬陽,令人尊敬。 那天宴會的第一盤菜,盤子之大,是我生平僅見。不過那一餐的飯菜,實在說,是食不知味。因為我只想注意聽塚本先生講話,畢竟,能遇到這樣一位佛學前輩、知名教授,應該要好好地恭敬諦聽。 繼塚本善隆教授之後,我和日本佛教大學前校長水谷幸正先生、大谷大學前校長安藤博士,也都有過多次往來。 水谷幸正 水谷幸正先生,1928年生,日本三重縣人。專研大乘佛教思想,認同人間佛教的弘揚,曾任日本佛教大學總務長、校長等職。 我和水谷校長結緣得很早,他曾經為拓展佛教大學在台灣設立分校,特地到佛光山拜訪我,對於我辦佛學院、學術會議,乃至佛光會的會務推動,也都以實際的行動來表示對我的支持。 在他擔任國際佛光會世界總會副總會長期間,對於我組織的國際佛光會,曾感觸良深地說:「日本佛教由於宗派色彩濃厚,遲遲找不出一個能代表日本佛教的團體。但是國際佛光會不一樣,因為它超越宗派、種族、地域,所以在國際間也就能得到認同了。」後來,東京、大阪成立佛光會,他也一起共同參與。 水谷校長曾多次來台灣佛光山訪問,也在東京佛光山寺演講,他以幽默、生動的方式講述佛學,深受聽者喜愛。2011年初,和我認識四十多年的水谷校長,以八十四歲高齡再度來山和我見面。見他動作敏捷,中氣十足,還真是絲毫感覺不出他已是年過八旬的老人! 今年,佛教大學適逢建校一百年,我請慈惠法師、慈怡法師代表我前往祝賀,並送「百年吉慶」一筆字,略表我與水谷校長以及佛教大學長久以來友好的殊勝因緣。 安藤俊雄 安藤俊雄先生,1909年生,日本愛知縣人,是天台學的專家。慈惠法師就讀大谷大學研究所期間,安藤校長是慈惠在日本的生活保證人,經常勉勵他要好好讀書。慈惠獲得文學碩士學位後,他還特地前來佛光山訪問。 慈惠法師告訴我,安藤校長曾說:「你師父心量大,房子建得也大,什麼都大,佛光山未來的發展,真是看得出來的啊!」事實上,那時候佛光山沒有現在這麼多建築,假如說安藤校長能再來佛光山一趟,想必會更為驚訝吧! 在我認為,日本這許多職掌教育的學者,都是高才博學、實至名歸之士。所以,佛光山的慈惠、慈容、慈嘉、慈怡,後來跟隨他們學習,我也覺得所謂「學人」,就應該如此探求名師。 水野弘元 在日本學者當中,讓我印象深刻的,應該是水野弘元、中村元以及平川彰三位教授了。 水野弘元教授,1901年生,日本佐賀縣人。開山初期,佛光山的留學僧大部分都在京都求學,後來弟子依空要到日本深造時,我就希望他到東京大學就讀。按照依空的實力,應該可以進得去,但也總要有一個人推介。因此,我在台灣就聯絡了水野弘元教授,感謝他一口承擔下來,使得入學的事情也就更為順利了。 為了表示感謝,我便如同送子入學般,和慈惠帶著依空親自到他府上拜訪。後來承蒙水野弘元教授熱誠、親切地幫助依空入學。由於諸多的善因好緣,因此,在依空得到學位後,我就邀請水野弘元教授來到台灣。他是東京大學和駒澤大學的名譽教授,但自稱是曹洞宗門下的僧侶,由此可知他對佛教的信心。 當時,水野弘元教授除了在佛光山叢林學院做過多場講座,我也邀請他對信徒講演。像他這樣的名教授,我們不要以為他的學問高深,就不容易親近。實際上,愈是有學問,就愈能深入淺出,讓人接受。尤其,他撰寫的《佛教基礎知識》,我幾次要佛光山學習日文的徒眾,把它翻譯成中文,不知什麼原因,至今這本書都沒有出版,可能已有別人翻譯了吧。 猶記得當年政府明令禁止宗教進入校園,國立的台灣大學自是擺明不歡迎出家人到學校講說佛學。但我覺得佛學也是中國的文化,為什麼大學要排拒呢? 所以當水野弘元教授來台時,我就特意邀請他以僧侶的身分,在台灣大學進行一場講座,那時,能獲得校方的允准,也是讓我覺得非常得意的一件事情。(待續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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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星雲大師全集》【文叢】無聲息的歌唱.大磬
我記不清我是哪一年走進佛教的寺院中來了,好像記得自從馬祖創了叢林,百丈立了清規*1之後,我在叢林中就有了很高的地位。我本是五金之類的銅鑄造起來的,我有大磬、引磬的分別。在佛教寺院的法器中,我是犍椎的大王。一切唱誦的起落、快慢、轉合,都是聽我吩咐。住在佛教巍峨堂皇的大殿中,站在一切犍椎的前面,我也是萬分榮幸的過著,覺得此生不虛度了。 大眾號令 慧命道業 我「噹」的一聲響後,一切法器的聲音會跟我響起來;我接連的「噹噹」兩下,一切法器的聲音會跟我停下來;我好似百萬軍中的軍號,進呀、退呀,都要聽我的指揮。我很威武的發出響亮的音聲,一點不能疏忽,正如軍號一錯,百萬大軍頓時就會覺得無所適從;我一錯,同修大眾就會前後參差不齊,由此可知我的責任重大了。 我不像其他犍椎弟兄,任何人皆可敲打,敲打我的人,有一定規定。這個人的職位叫做「維那*2」,是寺院中的綱領職事。 他非但要佛門的規矩熟,而且要喉嚨好,資格老;正如戲台上掛頭牌的角色,一切的節目都要靠他安排。他敲打我的時候,是不能有一點放逸訛錯的。在他參禪的位子旁,有一塊小木牌,上面寫著一行小字,時時的在警誡著他: 大眾慧命,在汝一人, 汝若不顧,罪歸汝身。 這個就是說明敲打我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,全寺的大眾慧命道業,都是靠我領導他們。稍一不如法,或快或慢,大眾師生起了煩惱,這罪過誰也承當不起的。維那師因了我的責任重大,他的地位身分也就高了起來。在眾目睽睽之下,一些人都很羨慕他,不免也就有人說他「出鋒頭」。一些沒有修養的僧徒,認為能敲打到我為光榮的,所以我也就成為逐爭希求的對象,真正有道心領導才能的師父退讓了,因此,我常常給一群好海會的師父們占領著。 歷來多難 隨緣安度 前面已經說過,我本來是一個犍椎中的主人,平時別人是不能隨便亂敲我的,然而有一些老太太來燒香,說什麼「燒香不敲磬,菩薩不相信」的話,不管三七二十一的走近我的身旁,乒乒乓乓的亂打我一陣,弄得照應我的殿主師*3亦無可如何。我暗暗的好笑又好氣,氣的是老太婆們胡來,笑的是老太婆們愚痴,燒香在於虔誠,菩薩哪管你敲不敲磬呢? 在太平的年代,我過的日子非常的安定;不幸的是每次兵荒馬亂後,我都要受一次重大的災難,佛教歷史上「三武一宗*4」的教難,一宗就是唐末五代時的周世宗,他見我「銅身可貴」,所以命令天下,把我全體同類強收國庫,鑄造「銅錢」,以便使用。我得知這個消息,惶惶不安,總以為從此我可完了,然而,或許是周世宗的惡貫滿盈吧,我倒沒有給他滅得了,僅僅做了數年的皇帝,他倒給人打敗而亡國喪身!我又平安如常了。 時光迅速,直到七七蘆溝橋事變開始,日本軍閥侵占我國,很多不甘忍受日本壓迫的師父們,帶著佛教珍貴的古物隨政府往大後方撤退了,因為我並不值多少錢,而且身體笨重,所以留在淪陷區中又受了一次災難。因為日本八年的欺凌中國,他的槍炮子彈,來源成了問題,他們窮凶極惡的目光注意到我的身上來,認為我銅的身體可以改造槍炮子彈,強迫淪陷區中的寺僧把我捐獻出去。 我這一聽,好似晴天霹靂,總以為從此可真的完了,我讓著命運之神來擺布。幸運得很,寺院中的師父們並不忍心見我滅亡,很快的想出了巧妙的方法,把我藏在一間房屋陰暗的角落裡,瞞著日本兵的耳目,說這寺廟中早就沒有什麼「大磬」了,不信的話,可以帶著他各處看看。日本兵沒有找到我藏身的所在,所以也只得算了。我就在那陰暗的地方等著光明,等著勝利,等著人來拯救我,一等就是八年時光。祖國勝利的號角吹起,我又耀武揚威的站在大雄寶殿的中央了。 龍天耳目 不容摧毀 從此我大膽了起來,我得到了一個結論:凡是想毀滅我的人終歸是自取滅亡!我本是清淨的法器,我本是道業上用的工具,「龍天的耳目」,哪裡是凡人所能毀滅的呢? 不幸的災難又接踵而至了,中國大陸上不時的戰亂,佛教又遭到空前的危難,我又感到無處容身。為了再怕過八年的黑暗日子,不得不渡海飄流到台灣來,過著流浪的生活。 和很多流浪者一樣,我也不免有點感慨,想到我的黃金時代已經成了過去。 我現在已經沒有尊嚴了,在大陸上,除去無知的老太婆燒香敲打我以外,那就只有維那師了,維那師打我是很有經驗的,一定要在「板」上,一定要在「眼」上。現在,張也可以敲我,李也可以敲我;出家僧尼可以敲我,在家男女也可以敲我;會的人能敲我,不會的人也能敲我;參參差差,亂亂糟糟。初學的人每次來敲我,都會錯幾下,每錯一下,大眾師都會投過一個不安的眼光。我知道他們動了念頭,修行就是要止了妄念的,動念頭怎麼行呢?在叢林裡,一切唱誦的起腔,都是由敲打我的維那師來,現在在這裡,磬子一敲,有時不由維那師開口,中間的那個所謂「做主」的人,哼哼哈哈的起腔唱起來了,等到維那師知道他唱到哪裡的時候,我已經有好幾下忒板沒有敲了。不如法的現象如此,叫我有什麼好說呢? 更痛心的是住持們常帶我出去做經懺*5,按照佛教的儀式規矩做倒也罷了,哪知道我有時聽到他們念的是「至心信禮北斗大天尊」的經文,供的是「聖德巨光天后王母」的牌位,我現在拋頭露面的在外獻醜,和一些外道經文結了伴侶,將來有什麼面目見「江東父老」呢?盼望佛教諸公大德,請你們不能看我沉淪下去,為我前途計畫一下吧! 〔註釋*〕 1.馬祖創叢林,百丈立清規:建築共修的大寺院,始於唐朝江西道一禪師,因姓馬氏,時稱馬祖。寺院的規矩,為唐朝懷海禪師所立,禪師因在百丈山,故又稱百丈禪師。 2.維那:意即綱領,重要負責管理的人。 3.殿主師:佛殿上管理香火的人。 4.三武一宗:三武——魏太武、周武帝、唐武宗。一宗——周世宗。此皆破佛法的帝王。 5.經懺:做超度亡魂的佛事,名叫做經懺。 佛門小檔案 大 磬 大磬是寺院中以銅鑄造的盂形法器。通常置於佛桌的右側,直徑約為三十至六十餘公分。 法會、課誦時,由維那以棓(木製之棒)擊鳴,以引導一切唱誦的起落、快慢、轉合。除了課誦及梵唄外,當有他方長老大德或住持來到寺院,在大殿禮佛三拜時,也會擊三下大磬,以示尊重歡迎。 磬依其性質不同而有所分別,如大磬、圓磬、匾磬、小手磬等。其中如匾磬,係以石製,形似雲板,懸於方丈廊外,有客見住持,知客鳴三下;小手磬,俗稱引磬,作碗狀,底部中央貫以紐,附木柄,以小鐵枹擊之,禮佛誦經皆鳴之,為起止之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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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星雲大師全集21】佛教管理學.教育篇──佛教要進入校園③
開墾校地 有一段期間,教育部限制私立大學的設立,讓我要成立大學的願望,又無法進行。雖然在開山後第九年,也就是一九七七年,佛光山辦了普門高中,但我還是感到不能滿足,我一定要為佛教辦一所大學。直到政府再度開放民間辦大學,我認為這是一個機會,教育部也同意讓我先定名,於是我就取名「佛光大學」。本來我要把大學設在高雄,當時也承蒙前高雄縣長余陳月瑛女士積極地為我們尋覓校地。他很熱心,連春節都不放過,一有時間,就來陪我在高雄四處尋找適合的校地;甚至,他幫忙我把高雄縣議會議長及議員都邀約來佛光山,讓我來請他們協助,同意我在高雄能有一塊地來辦學。 當時的議長吳珠惠對我說:「現在辦學校找校地,沒有政府來協助或補助的,這些都是需要自己購買的。」我說:「購買可以,不知道哪裡有校地可以讓我們購買?」他回答我說:「在仁武,現在的老人仁愛之家附近(現在國立高雄第一科大校區附近)。」不過,他說土地要三萬塊一坪。我一聽這山坡地要三萬元一坪,我不知道我是否有聽錯,辦個大學是需要三十公頃土地才可以辦學的。不過我估計,即使我傾家蕩產,把佛光山都給賣了,也買不了大學一半的土地,我覺得辦大學又沒有希望了。 又過了不久,宜蘭礁溪鄉鄉長陳德治先生對我說:「礁溪有一塊校地,你如果要來辦學很歡迎,這裡有六十公頃,只要兩億元就可以,可以讓你購買辦學。」我一聽,這是很好的機會,想想,北有佛光大學,南有佛光山,這樣也是很好。我如期前往探勘陳鄉長說的那塊土地,那是一片山坡地,都是樹叢森林雜草,從哪裡到哪裡,我哪看得出來呢?我也不管它好不好,就胡亂地先把它買下來再說了。所以,我就用兩億元接收了這片六十公頃的山林,也就是現在佛光大學的所在地。 可是,當時台灣對於山坡地的管理、水土保持等條例都有許多嚴謹規範,我整整用了十年的時間,而且也花了十多億元,進行水土保持及大地工程,設涵洞、建橋梁等等;政府一直還不能讓我通過可以進行地上物開始興建的審核,因此,地面上的一磚一瓦都還看不到。然而,辦大學風聲一出去,不斷有人問我:「大學呢?大學呢?」我實在無力回應,也很難回答。好比過去日月光集團的創辦人張姚宏影女士,曾經拿了五千萬元要讓我辦大學,我說:「不成,等我要辦的時候才可以接受。」他說:「不能,到了你要辦的時候,萬一我沒有錢,就拿不出來了。」我說:「不行,你捐了錢給我,我大學還沒辦好,你要問我大學在哪裡,我交不出來。所以,等到我要辦的時候,我才可以接受你的心意。」 永不退票 一九九六年,剛好有一位黃中天先生,向教育部申請在嘉義辦了一所南華工學院,已經有了建設許可登記證明,他說,他要讓度給我,只要我去建校就能開學。我聽了也很興奮,心裡想,這樣也好,北部的佛光大學,就先讓它慢慢的跑行政流程做環境保護的申請;南華的這塊校地,也有五十餘公頃的土地,而且已經有了執照,我就先接收下來。校地旁邊還有一些農地,於是我們就用佛光山的名義先把它買下來,等到將來大學要用了,我們再捐給大學使用。於是,我們簽約接辦了南華大學。 由於接辦的時間點,剛好在春節左右,我們就再向教育部申請進行大學招生,希望在同年秋天啟教開學。就這樣子,我一下子開辦兩所大學,在那個時候,真是備感吃力。當時,教育部收到我們要在秋天開學進行招生的申請,馬上派了次長前來視察。他說:「你這裡,一個教室都沒有看到,要想在九月開學,你在做夢啊?」我說:「次長,只要你肯得成全我們,對於校舍的建築,以及九月開學的招生,你儘管放心。」他回答我說:「我還是不能相信你。」 儘管如此,校地有了,校舍也開始動工建設了,但當時我們並沒有校長的適合人選。後來,聽人介紹,時任大陸委員會文教處處長的龔鵬程先生,是一位優秀的人才。我一聽,也不認識,就在高速公路上,打了一通電話給他,跟他說:「你能來當南華大學的校長嗎?」他聽到我這樣子的邀約,也非常歡喜爽快的答應,我們就這樣,在電話裡面敲定了校長人選。 另一方面,我心裡也想,雖然教授師資難求,但即使來了很多教授,對於我辦學的理念,大家也不盡然認同與了解。所以,我就對龔鵬程教授說,我們先從研究所辦起吧。 是年九月,南華的校舍、教室、圖書館等,一個大學所需的基礎規模完成了。於是,我邀請當時副總統連戰先生的夫人連方瑀女士前來剪綵啟教。南華大學終於先行開學了,這讓我對萬千盼望並且幫助我辦大學的信徒、功德主,所謂的「百萬人興學委員會」,有了些許的交代。 說實在的,那時候我還真的有些迫不及待的心情,尤其想到我一心要為佛教辦大學,佛光大學的建設卻遙遙無期,一直為了水土保持在行政程序上糾纏不清;現在,有了這個機會,我想先把南華大學辦起來,也可以對社會、對信徒、對有心於教育辦學的功德主,有了承諾上的交代。因為我一生講信用、不退票的性格,我覺得要給社會、要給一同努力的工作人員信賴,我想「信用」在管理上是很重要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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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星雲大師全集21】佛教管理學.教育篇──佛教要進入校園②
突破困難 當時有一位宜蘭的青年學生鄭秀雄,在台北師範學院(今國立台北教育大學)讀書,他發動社團,邀請我到學校裡做一場講演,並且約定好講題,海報也張貼出去了。我心裡想,能可以到大學校園內講說佛法,是我生平的志願,因此非常的歡喜接受邀請。在講演當天,我從宜蘭乘火車到台北,預備到學校講演。但是,一到了台北車站,迎接我的鄭秀雄卻對我說:「師父!學校不准出家人到學校講演。」 我一聽,好像一盆冷水突然往自己身上一潑,澆熄了我的雄心士氣,我很在意的說:「為什麼不准出家人進入學校講演呢?」當然,那個時候問這個問題,是沒有答案的。不過,後來我得知,還是佛教的人士到國民黨的黨部去說:「不可以讓星雲法師進去校園裡面講演。」 這事件發生後,我與前往大學校園內講演似乎有著緣薄情深的感受,好像沒有了這個因緣。不過,我並不死心,努力想辦法突破困境。不久,我邀請日本東京大學知名的水野弘元教授到台灣講學,他是一名日本出家人,也是國際著名佛教學者,我問台灣大學:「水野弘元先生這一位日本教授,你們要請他來講演嗎?」台灣大學一聽說可以邀請到這位國際知名的學者,當然表示非常歡迎,於是,我就帶著水野弘元教授前去台大做了一場講演。在日本,他雖是一位和尚,但穿著都是現在家居士身的樣子;不過,我心裡想,我終於突破困境,把和尚帶進台灣大學講學。這麼重要的一件事情,讓我在心中也暗自歡喜許多。 當然,在台灣大學講演的志願一直沒有忘記,一直到二○○四年,台灣大學政治系的張亞中教授邀請我前往台大法學院講了一場「禪門的自覺教育」;二○一○年,時任台大校長李嗣涔博士,親自邀請我為學校的師生講「我的學思歷程」,他並且在現場從頭聽到最後。記得當時我說了一段話:「能在七十多歲的老年生涯裡,到台灣大學與教授及學生們見面講話,心裡感到非常的榮幸。」我也說到,自己一生的學思過程,受的是寺廟的教育,可以說是一種心靈的提升。但是近八十歲的人生,很難用幾句話帶過,因此我以十年做一個時期,把它歸納為: 第一個十年,一到十歲是「成長時期」;第二個十年,十到二十歲是「學習時期」;第三個十年,二十到三十歲是「參學時期」;第四個十年,三十到四十歲是「文學時期」;第五個十年,四十到五十歲是「歷史時期」;第六個十年,五十到六十歲是「哲學時期」;第七個十年,六十到七十歲是「倫理時期」;第八個十年,七十到八十歲以上是「佛學時期」等八階段……每個時期,都讓我有所體悟、獲益良多,而我的學思歷程,確實也循著這樣的狀態慢慢地發展。 除了我在台大有了這樣的講演,前前後後各大學也邀請我做一些講座。此外,我還受聘於文化大學擔任印度文化研究所所長,台中東海大學邀請我在人文科系裡擔任客座教授,我感覺到佛法就要進入校園了。但是,佛教對教育的管理,並沒有一定的計畫與方針,也從來沒有注意到教育這一環,只重視寺廟行事。其實在過去,寺廟就是叢林,叢林本來就是學校,我們知道,古代的文人學士從寺院讀書出來的也是很多,如劉勰、昭明太子、劉禹錫、范仲淹、呂蒙正、曾鞏、王安石、王陽明等。此外,近代的梁漱溟、趙樸初等人都是佼佼者,他們借重寺院的藏經樓讀書,並沒有倚重出家僧侶做老師。雖然在寺院裡讀書,考取功名後,做了官、發展起來,但和佛教來往,也僅止與出家人做方外之交。由於也有很多教授跟我做了方外之交,這樣的因緣,讓我又興起辦大學的念頭,對於辦學初步的管理型態,我心中也就有了規畫。 我曾經向政府遞出准許我辦學的申請書,甚至我都跟蔣經國總統當面要求說,讓我為佛教辦一所大學。因為基督教或天主教都辦有大學,如輔仁大學、東海大學、中原大學、東吳大學、靜宜大學等,但佛教信仰人口最多的台灣,卻沒有一所佛教辦的大學,這對世界華人的歸心,有了一個缺漏。如果讓佛教辦一所大學,華人子弟從海外回來時可以修學,這對國家有很大的利益並且加分。 但是,蔣經國先生聽過我的話也沒有任何回覆,可見得,佛教要辦教育確實困難。不過,那時候,政府教育廳經常到佛光山舉辦各類的教育活動,或是召開校長會議等,我都樂於把山上的殿堂或者適合的空間提供給他們使用,並且提供朝山會舘給他們吃住,他們一致認為這裡是一個學術會議的場所。因為這樣的關係,我和教育廳長陳倬民先生相識,並且跟他提出讓我們為佛教辦一所大學的想法,他聽了以後也沒有說什麼就離開回去了。過了多年之後,他又有一次上山,我再次跟他提到要辦大學一事。他回答說:「我不是已經批准你辦大學了嗎?」我說:「沒有啊!從來沒有接到你的一紙同意我辦大學的公文函。」他馬上回答我:「不是有一個華梵大學?我批准了啊!」我說:「喔!那是曉雲法師。」他說:「哎呦!我把曉雲法師當成是你了,抱歉,抱歉!」這也是一樁趣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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