人間通訊社

突破困難

當時有一位宜蘭的青年學生鄭秀雄，在台北師範學院（今國立台北教育大學）讀書，他發動社團，邀請我到學校裡做一場講演，並且約定好講題，海報也張貼出去了。我心裡想，能可以到大學校園內講說佛法，是我生平的志願，因此非常的歡喜接受邀請。在講演當天，我從宜蘭乘火車到台北，預備到學校講演。但是，一到了台北車站，迎接我的鄭秀雄卻對我說：「師父！學校不准出家人到學校講演。」

我一聽，好像一盆冷水突然往自己身上一潑，澆熄了我的雄心士氣，我很在意的說：「為什麼不准出家人進入學校講演呢？」當然，那個時候問這個問題，是沒有答案的。不過，後來我得知，還是佛教的人士到國民黨的黨部去說：「不可以讓星雲法師進去校園裡面講演。」

這事件發生後，我與前往大學校園內講演似乎有著緣薄情深的感受，好像沒有了這個因緣。不過，我並不死心，努力想辦法突破困境。不久，我邀請日本東京大學知名的水野弘元教授到台灣講學，他是一名日本出家人，也是國際著名佛教學者，我問台灣大學：「水野弘元先生這一位日本教授，你們要請他來講演嗎？」台灣大學一聽說可以邀請到這位國際知名的學者，當然表示非常歡迎，於是，我就帶著水野弘元教授前去台大做了一場講演。在日本，他雖是一位和尚，但穿著都是現在家居士身的樣子；不過，我心裡想，我終於突破困境，把和尚帶進台灣大學講學。這麼重要的一件事情，讓我在心中也暗自歡喜許多。

當然，在台灣大學講演的志願一直沒有忘記，一直到二○○四年，台灣大學政治系的張亞中教授邀請我前往台大法學院講了一場「禪門的自覺教育」；二○一○年，時任台大校長李嗣涔博士，親自邀請我為學校的師生講「我的學思歷程」，他並且在現場從頭聽到最後。記得當時我說了一段話：「能在七十多歲的老年生涯裡，到台灣大學與教授及學生們見面講話，心裡感到非常的榮幸。」我也說到，自己一生的學思過程，受的是寺廟的教育，可以說是一種心靈的提升。但是近八十歲的人生，很難用幾句話帶過，因此我以十年做一個時期，把它歸納為：

第一個十年，一到十歲是「成長時期」；第二個十年，十到二十歲是「學習時期」；第三個十年，二十到三十歲是「參學時期」；第四個十年，三十到四十歲是「文學時期」；第五個十年，四十到五十歲是「歷史時期」；第六個十年，五十到六十歲是「哲學時期」；第七個十年，六十到七十歲是「倫理時期」；第八個十年，七十到八十歲以上是「佛學時期」等八階段……每個時期，都讓我有所體悟、獲益良多，而我的學思歷程，確實也循著這樣的狀態慢慢地發展。

除了我在台大有了這樣的講演，前前後後各大學也邀請我做一些講座。此外，我還受聘於文化大學擔任印度文化研究所所長，台中東海大學邀請我在人文科系裡擔任客座教授，我感覺到佛法就要進入校園了。但是，佛教對教育的管理，並沒有一定的計畫與方針，也從來沒有注意到教育這一環，只重視寺廟行事。其實在過去，寺廟就是叢林，叢林本來就是學校，我們知道，古代的文人學士從寺院讀書出來的也是很多，如劉勰、昭明太子、劉禹錫、范仲淹、呂蒙正、曾鞏、王安石、王陽明等。此外，近代的梁漱溟、趙樸初等人都是佼佼者，他們借重寺院的藏經樓讀書，並沒有倚重出家僧侶做老師。雖然在寺院裡讀書，考取功名後，做了官、發展起來，但和佛教來往，也僅止與出家人做方外之交。由於也有很多教授跟我做了方外之交，這樣的因緣，讓我又興起辦大學的念頭，對於辦學初步的管理型態，我心中也就有了規畫。

我曾經向政府遞出准許我辦學的申請書，甚至我都跟蔣經國總統當面要求說，讓我為佛教辦一所大學。因為基督教或天主教都辦有大學，如輔仁大學、東海大學、中原大學、東吳大學、靜宜大學等，但佛教信仰人口最多的台灣，卻沒有一所佛教辦的大學，這對世界華人的歸心，有了一個缺漏。如果讓佛教辦一所大學，華人子弟從海外回來時可以修學，這對國家有很大的利益並且加分。

但是，蔣經國先生聽過我的話也沒有任何回覆，可見得，佛教要辦教育確實困難。不過，那時候，政府教育廳經常到佛光山舉辦各類的教育活動，或是召開校長會議等，我都樂於把山上的殿堂或者適合的空間提供給他們使用，並且提供朝山會舘給他們吃住，他們一致認為這裡是一個學術會議的場所。因為這樣的關係，我和教育廳長陳倬民先生相識，並且跟他提出讓我們為佛教辦一所大學的想法，他聽了以後也沒有說什麼就離開回去了。過了多年之後，他又有一次上山，我再次跟他提到要辦大學一事。他回答說：「我不是已經批准你辦大學了嗎？」我說：「沒有啊！從來沒有接到你的一紙同意我辦大學的公文函。」他馬上回答我：「不是有一個華梵大學？我批准了啊！」我說：「喔！那是曉雲法師。」他說：「哎呦！我把曉雲法師當成是你了，抱歉，抱歉！」這也是一樁趣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