人間通訊社

民國四十二年（一九五三）初，我到台灣來以後，雖然是居無定所，但是有一個地方倒是很需要我們參與，那就是到監獄講說佛法。因為當時各處的監獄，可以說人滿為患，大家在牢獄裡身心浮躁，無所寄託，獄方的管理人就希望宗教進到監獄裡，可以撫慰人心，幫助他們對受刑人的管理。

然而，那時候政府只准許基督教在監獄宣教，後來，政府改變了想法，也讓佛教前往監獄宣講，因此就有了出家人、居士到監獄講說佛法，引導受刑人的人生觀；所以，民國四十二年起，我們雖然所學有限，也儘管當時出家人在台灣掛單不易，但由於監獄非常歡迎我們，因此到監獄去傳教，倒是非常容易。

這樣的因緣，監獄佈教成為訓練我應機說法的機會，我也就毫不推辭，從宜蘭監獄開始，到台北監獄、新竹監獄、花蓮監獄、女子監獄、軍中監獄，乃至全台灣各地的看守所、收容所，可以說無所不到，甚至明德戒治班等感化的場所，我都前去參與講說。

由於在監獄裡弘法佈教的因緣，我對於受刑人，總是特別給予他們信心和多一分關心。像端午節到了，我發動信徒買粽子送到監獄跟他們結緣；逢到中秋節，我也發動信徒購買月餅，去監獄裡與受刑人共度佳節。所以在早期，我應該也算是非常受監獄裡歡迎的講師之一，甚至政府聘任我為監獄教誨師。

講說多次以後，我對監獄裡的受刑人除了同情以外，也生起一種願心，希望自己能與死刑犯，或重刑犯作個別接觸，給予他們心理輔導，讓他們對人生、對生死、對未來、對生命能夠多一些了解，具備正確的人生觀，進而改造生命，發揮生命的價值。

於是我真的到土城看守所與死刑犯接觸了一段時期；香港也曾多次邀約我前往跟死刑犯交談，他們用直升機，送我到一座專門關死刑犯的赤柱監獄，為他們講說佛法。可惜，那時候我沒有想法，也不想讓受刑人受到二度傷害，因此就沒有打算把他們講述犯罪的過程記錄成書，不然，那也可以作為今日警界的參考，讓一些年輕人引以為誡，不要輕易的成為法律、法治下的犧牲品。

不過，在台北監獄的死刑犯蘇建和等三位年輕人，我倒是和他們多次的接觸，一直到二十餘年後，他們被判無罪釋放，還到佛光山來探望我，可見受刑人也有情義。

記得有一次，到花蓮監獄弘講，我一看，兩千多個十年以上的重刑犯都是年輕力壯的年輕人，我心中一時有感，就對他們說：「你們為什麼要犯案來受這樣子的重刑呢？假如你們當初跟我出家做和尚，我們的佛教一定因你們而光大。」我想，我要讓他們知道自己有希望。

在我講說多年之後，也感受到受刑人他們情義的成長。例如過年了，我偶爾會收到受刑人寄來紅包，在幾十年前，看起來只有二十元、三十元，但可以說彌足珍貴啊！

還有一次，我在火車上不得座位坐，突然有個年輕人站起來說：「師父，你坐。」我心裡正想：「怎麼這麼好？」他就說：「我在某某監獄聽你講過佛法。」所以，我對於監獄佈教也就更加地熱心了。

受刑人剛從監獄出來，一般社會人士都不太能接受他們，這會讓他們的心裡受到很大的創傷，甚至有可能重新犯案。所以我跟當時的法務部長廖正豪先生表示，我願意獻出兩個寺廟做為受刑人重新走入社會的「中途之家」。

因為他們在受刑期間，都受管理員命令式的教育，這不可以、那不可以，種種不能接受的管理，讓他怨恨在心。假如，在受刑人釋放前三個月、四個月，我們佛教讓他有緩衝的時間，讓他到寺廟裡來，寺廟給他可以這樣、可以那樣，可以喝咖啡、可以唱歌，甚至於可以回家探親，給他尊重、信心，消除心中的怨恨，讓他感覺到社會的溫暖，他重返社會就會心平氣和，社會、雇主也容易接受他們。我想他們離釋放時間不久，應該不至於再逃跑，在教育上也是非常有意義的。

但是廖正豪先生說，這牽涉法律上的問題太廣泛，又要通過立法，程序很多，當然，我的建議就胎死腹中了。

後來，馬英九先生擔任法務部長時，設立了吸毒者的治療所，因為熱心於這許多受刑人的苦難，我也在台南山上鄉的戒治所設立了一座佛堂，並派法師駐守，讓吸毒的朋友們，經過我們的佛法治療，幫助他們改過遷善，成效顯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