當代人間佛教的發展 (五之三‧上)
【作者:佛光山開山星雲大師】 2016-02-24
  • 圖說:國際禪學營千位青年參訪南華大學,體驗正念靜坐。 圖/南華大學提供

  • 圖說:青年帶動唱〈We are one〉。 人間社記者徐芷齊攝

  • 圖說:南非青年參加2014年國際青年生命禪學營,在課程「抄經祈願」後,秀出自己用毛筆寫的《般若波羅蜜多心經》。 人間社記者曾憶慈攝

三、弘法活動,社團運作

一九一二年,民國成立,以寄禪、太虛大師為首的新佛教,雖然有心振興人間佛教回歸佛陀的本懷,卻是內憂外患,困難重重。內憂有江浙叢林的保守派,和一些權貴在家居士的把持勢力;外患有軍閥割據、寺院駐兵、地方惡霸的鬥爭以及廟產興學的災難。

為了有組織的進行改革佛教,並且抵抗外在的災難,一九一二年太虛大師與在祇洹精舍的同窗好友仁山法師,在南京發起組織「佛教協進會」,在金山寺成立籌備大會。由於仁山法師發表言論過於激烈,導致發生「大鬧金山」事件,新、舊僧發生衝突流血,籌組佛教會的事情也就宣告失敗了。

同年,浙江天童寺敬安法師(即八指頭陀寄禪)聯絡江浙諸山長老,與北京法源寺道階法師,在上海靜安寺發起組織「中華佛教總會」。一九一二年在上海留雲寺舉行成立大會,十七省僧侶代表齊集,圓瑛、諦閑、太虛等百餘人與會,公推敬安法師為總會會長,是我國近代史上第一個全國性的佛教團體。後來更名為中國佛教會,也就是現在大陸中國佛教協會的前身,是全國佛教最高組織。各種佛教組織的社團,如佛學社、研究社、醫學社相繼成立,文化出版、教育辦學,慈善濟生等各種事業,將佛教帶回人間。

隨著中國佛教會成立的演變過程,也讓人想起太虛大師和圓瑛法師一段金蘭之交的因緣。然而,由於中國佛教會的成立,代表新僧致力改革的太虛大師,和代表江浙叢林保守派的舊僧圓瑛法師,因為領導理念不同,加上兩邊的弟子、學生互相批評,如大醒法師在《口業集》所提,對舊僧嚴厲的指責,讓兩人從最早的「以心印心,親同骨肉」的手足情誼,最後無奈分道揚鑣。

那時,太虛大師和蔣介石交情甚篤,每次佛教遇到教難,例如中央大學邰爽秋兩次提出的「廟產興學」,威脅到佛教的生存;保守派便會邀請太虛大師共商對策;佛教界此時也顯得格外團結,然而一旦災難化除,就將太虛大師擯除在外。保守派為了鞏固勢力、財力,仍然反對太虛大師提出的「教理、教制、教產」的改革,障礙人間佛教的推動,不僅太虛大師新佛教一派的僧信不滿的情緒高漲,就是國民政府也難以接受。

因此,一九四五年,抗日戰爭勝利後,蔣介石發布一個命令,請太虛大師重新組織「中國佛教會」,成立「中國佛教整理委員會」。委員有:太虛、章嘉、虛雲、圓瑛、昌圓、全朗、李子寬等人,並指定太虛、章嘉、李子寬為常務委員。整理委員會成立以後,隔年(一九四六)要在焦山佛學院辦理「中國佛教會會務人員訓練班」,由我們的佛學導師芝峰法師負責,我也有幸參與其中。

為了佛教 一生推動力量

由於太虛大師的浙江口音和講話聲音很小,實在說,在培訓期中,我也聽不懂太虛大師講話,不過他有一句話:「我們要為了佛教!我們要為了佛教!」不斷地在我耳際之間響起。

後來有一次走在路上,無意間和太虛大師迎面而遇,我站下來立在一旁恭敬合掌,太虛大師忽然停下腳步,看著我,說:「好,好,好。」雖然就只是這麼簡單的一面,但是這一個「好」字和「為了佛教」,對我一生推動人間佛教卻發生了很大的力量。

可惜,太虛大師積勞成疾,一九四七年往生,享年五十八歲(一說五十九歲)。同年,中國佛教會在首都南京召開第一屆全國會員代表大會,各省及蒙藏地區均派代表參加選舉理、監事,選出章嘉大師為理事長領導中國佛教會。但隨著國共戰事,中佛會隨政府遷台繼續運作,展開另一個新的局面。

當時東初法師也把「中國佛教會」的招牌帶來台灣。由於有孫張清揚女士以一千萬舊台幣和李子寬居士的五百萬舊台幣,兩人合資買下台北善導寺,作為《海潮音》及「中國佛教會駐台辦事處」會所。

到了第二屆理事長、與理監事的改選,選出章嘉大師為理事長,常務理事九人,名單如下:章嘉、白聖、悟明、孫心源、星雲、張清揚、趙恆惕、吳仲行、羅桑益西等人。當時南亭、慈航、東初等諸位長老都一一落選,我自感年紀太輕,又與負責人理念不一,決定不受此職,於是寫了辭職書。許多人批評我不識抬舉,不知時務。

後來中國佛教會改選,屬於圓瑛法師一派的白聖法師,因票數超過李子寬,故而出任理事長。之後,白聖法師把持中國佛教四十年,他的行事作風,讓佛教會成為一人的佛教會、十普寺的佛教會,並不能普遍地容納全體佛教徒,致使中國佛教會功能不彰,未能振興、團結人間佛教,實在很可惜。

因此,台灣的佛教代表,也就各憑自己對人間佛教信仰的熱誠弘揚佛法了。如:李炳南的居士派、白聖法師的傳戒派、印順法師的學者派、南亭法師的講經派、慈航法師的青年僧派,在台灣推動青年學佛運動,電台、電視弘法,傳戒以及念佛會等等弘法活動,人間佛教就這樣逐步的回歸佛陀的本懷。

(一)青年學佛運動

首先是在各大學成立佛學社團的周宣德。他對台灣佛教影響最大的,就是我請他參與佛教青年運動。因為我知道佛教需要青年,青年也需要佛教,所以在一九五三、五四年的時候,就想發起青年學佛運動。後來有了一個機緣,知道台灣大學等多所學校的青年,如王尚義、吳怡、張尚德等人,願意來參與佛教的集會,於是我把二十餘位青年約在善導寺見面。

大家決議到台北縣中和鄉(新北市中和區)圓通寺,郊遊、參觀寺院、舉辦活動等,人數以八十人為限。會議商量過後,悟一法師就語帶警告地對我說:「你下次不要再把這許多青年人帶到善導寺來,為了這許多青年人,就要花去多少費用,這我們可負擔不起啊!」我一聽,心裡一急,想到:「這怎麼辦?我在台北沒有一個落腳處,總不能老是和青年人在路上會面啊!」

這個時候,我看到前來參與的周宣德先生,就說道:「周居士,禮拜天在中和圓通寺和青年的會見,由於那天我有特殊的事情,恐怕不能參加,拜託你領導他們好嗎?」周居士一聽,非常歡喜,滿口應承,他說:「沒問題,沒問題!」後來,周宣德居士也就因此一手接辦起大專青年的活動。

除此,台灣早期的「大專青年學佛基金會」,帶動青年學佛,南亭法師也有功勞。他說動詹勵吾先生把重慶南路的一棟四層樓的房子賣出,所有的收入都捐做大專青年獎學金,那就是後來的「慧炬雜誌社」的前身──「慧炬學社」。

周宣德居士受到加拿大詹勵吾居士資助,成立了「慧炬學社」,鼓勵青年寫作,結緣佛教書籍,如李恆鉞居士的《向知識分子介紹佛教》等,印行了不止數十萬冊,分送給青年閱讀,提供獎學金,鼓勵撰寫心得,藉此帶動青年學佛。從一九五七年起,他在各大學都成立佛學社團,如台灣大學的晨曦學社、師範大學的中道學社、政治大學的東方文化研究社、中興大學的智海學社等,成就不少佛教的人才。說來,佛教社團在大學可以這樣順利的推動,不能不感謝在大學裡任教的周邦道和李炳南、周宣德、詹勵吾這些老居士的協助。

營隊社團 帶動青年學佛

那個時候還是戒嚴時期,可以舉辦青年活動的只有救國團,我有一個好運氣,認識了蔣經國最信任的救國團執行長宋時選先生。我跟他講,我來辦禪學夏令營,他說「很好啊!」所以,我就在一九六九年,在佛光山開辦了「大專青年佛學夏令營」。

為了順利舉辦夏令營,委請當時在高雄救國團服務的張培耕,借了幾面救國團的旗子插在佛光山的門口,我們才得以豁免政府當局的干涉,使得活動順利展開。當時,救國團是蔣經國先生所領導的團體,有了「蔣經國」三個字為背景靠山,還有什麼不能做的呢?所以幾支救國團的旗子往山門口一掛,就等於「姜太公在此」百無禁忌了。後來的佛教青年依空法師、昭慧法師、薛正直、古清美、尤惠貞等都是這一期的學員。

第二期再要舉辦時,本來只計畫招收大專青年一百名,給予兩星期的佛學教育,很意外的,報名青年竟有四十餘所院校,總計六百多人,除了分成二梯次舉辦外,只好趕緊增加各項設備。尤其,當時正逢開山,經濟拮据,也買不起寢具,張培耕就幫我向軍方借了上千條毛毯;夏令營的課程中,需要外出旅行參觀,沒有交通工具,他又向軍營借了三十輛軍用卡車來搭載這許多學生,讓我省下很多費用。營隊結束時,已經有一○八位青年皈依三寶,成為正信的佛教徒。

可以說,早期台灣帶動青年學佛的系統,除了周宣德的慧炬學社之外,就是佛光山的大專佛學夏令營、台中蓮社李炳南老居士設立的明倫社,以及蓮因寺懺雲法師的齋戒會,修苦行,但也吸引了很多青年。那個時候,大家雖然經濟都不好,可是都很熱情、很賣力的在弘揚佛法,一心一意要把人間佛教帶給這些青年朋友。

(二)電台、電視傳播

在民國五十年代,資訊、知識的吸收大部分來自廣播電台,華嚴蓮社的南亭法師、趙茂林居士對於推動電台廣播弘法不遺餘力,幾十年從未間斷。

當時,為了推動廣播弘法,我也每天寫《釋迦牟尼佛傳》,常常連夜加班寫到天亮,分別在四個電台廣播,如中廣、民本、民生、雲林正聲廣播電台,後來慈惠法師、慈容法師等人也在電台主持過節目。傳播的力量,讓回歸佛陀本懷的人間佛教,在台灣逐步發聲。

我記得,雲林正聲廣播電台李玉小姐在做《釋迦牟尼佛傳》(佛教之聲)的節目時,有一個感人的故事。我有一個徒弟,是一位比丘尼,他很老了,已經出家幾十年,見到我弘法,一定要拜我做他的師父。後來他患了癌症,面臨死亡,問我怎麼辦?我說:「做一個出家人你好好努力,發心為佛教,生死不要管它。」他就真的發心為佛教的廣播節目募集善款,每一次五塊錢,集到一千塊錢,就給雲林正聲廣播電台做廣播費。可以說,沒有這個罹患癌症的比丘尼,李玉的廣播電台就沒有辦法維持這麼多年。後來,這位比丘尼也奇蹟的不藥而癒了。

有一句話:「假如教室像電影院。」我覺得這是很有道理的,因為兒童在教室裡,假如遇到不善教學的老師,上起課來枯燥無味,坐在那裡就如在牢獄一樣辛苦。假如有電影看,可能進步會快一些。

所以,繼廣播電台的弘法之後,佛光山又推動電影、電視的弘法。先是《釋迦牟尼佛》在金國戲院的演出。

有一位姓梁的導演,一開始就安排耶輸陀羅和悉達多有些太過纏綿的畫面,還找我做顧問,我不同意這安排,他說你太落伍,你不懂,因此我就退出不管了。演出之後,由於電影字幕上寫著原著是我的名字,引起佛教界的反彈,還到我們位在三重的佛教文化服務處找麻煩。 (待續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