星雲大師參學瑣憶 朱斐、朱蔣元、朱其昌
【作者:佛光山開山星雲大師】 2018-01-07
  • 圖說:大師、東初法師、廣慈(右二)、朱斐(左二),合影於北投中華佛教文化館。1958.09.17 圖/佛光山寺提供

  • 圖說:菲律賓總統嘉柏皋接見中華民國佛教訪問團由左至右:廣範法師、瑞今法師、星雲法師、段大使、菲總統、白聖法師、賢頓法師、淨心法師、朱斐居士、張領事、蔡梅邨校長。1963.08.22 圖/佛光山寺提供

朱斐

朱斐(一九二一~二○一五),江蘇蘇州人,又名「朱時英」。曾在日本長崎高等商校讀書,故擅長日本語文。

朱斐居士和我的交往,我們是不打不相識,最初的因緣是我在台中編輯《覺群週報》。那時我住在中壢,不方便常到台中,於是寶覺寺的林錦東就把《覺群》,轉請在台中圖書館,擔任總務主任的朱斐居士來負責。

《覺群》是太虛大師創辦,旨在改革佛教的雜誌,由上海市佛教會祕書大同法師,將這份雜誌從上海帶來台灣。一九四九年,朱斐居士接辦《覺群》時,請李炳南居士擔任社長。第一版上面就聲明,以後《覺群》要弘揚淨土法門,以紀念印光大師。我在中壢圓光寺看到這則啟事,深不以為然,就寫了一封信給他,說明這一本雜誌是太虛大師創辦的,怎麼可以改成紀念印光大師呢?像張家的祠堂,你怎可以隨便就改為李家的祠堂?

長期供稿 時相往來

他隨後,就把我的信件刊出,並且說我不贊成淨土法門。其實我一生,打佛七約有百次以上,再加上早晚念佛、週六共修,那就更多了。我是倡導「禪淨共修」的人,主張「解在一切佛法,行在禪淨共修」。為此招來台中那許多念佛人士的反目,說我反對念佛,增加了我在台灣弘法的困難。

後來,《覺群》停刊,改發行《覺生》,兩年之後,又另創《菩提樹》。這就是在台灣發行多年的《菩提樹雜誌》的來由。

那時在台灣,可以為雜誌供稿的人不多,朱斐居士發行《菩提樹》時,剛好我在新竹青草湖「台灣佛教講習會」上課,利用課餘時間學習日文,就試著翻譯日本森下大圓的《普門品講話》,當時的學生聖印法師為我謄寫,投稿到《菩提樹》,朱斐居士在第一版刊登,對我表示善意。日後我就成為《菩提樹》的長期作者。

在他多年發行的《菩提樹》,可以說每一期至少都有我的一、兩篇文章,我不但幫他寫稿、邀稿,甚至幫他推銷、發行。我和朱斐居士也時相往來,成為很好的道友。我到台中,他都把房間讓出來給我居住。

朱斐居士是跟隨台中蓮社李炳南居士,他們都是印光大師的信徒,在台中弘揚淨土,提倡念佛,非常盛況。因為這樣的關係,我有時到台中慈善寺、慎齋堂講經,李炳南居士都會在座,當然在佛學精通的大德長者前面,自覺不夠條件,我就請李炳南居士不要來聽我講經,但是多年當中,我也多次到台中演講,他每一場必定在座。我非常尊重李炳南居士,他對出家人也非常尊重,大家都友善往來。

思想不同 仍保友誼

我雖在宜蘭主持念佛會,但是我不專弘揚淨土,因此興建佛光山時,我就主張八宗兼弘,我不願意成為某一宗、某一派的弟子、傳人,我覺得佛陀的弟子,就佛弟子就好了。

朱斐居士和我在思想上有些差異,他說:「你們是法師,最好在寺內修行,由我們信徒供養。在外弘法的工作,就讓我們信徒去衝刺就好。」我覺得這種思想太過偏見,等於是乞丐趕廟公。所謂「佛法弘揚本在僧」,這是太虛大師的名言,何況佛經裡也經常提到「僧住則法住」,假如僧團沒有弘法的功能,那麼僧團的作用是什麼呢?僧眾要弘揚佛法,信眾要護持佛法才是,他卻反其道,認為出家人應該在寺裡苦修,弘法讓在家居士從事,所以對於朱斐居士的這種想法,我不能認同。雖然在其他方面我們都保持友誼,但是思想不同,各有認定。

為教貢獻 緬懷道友

再者,他每年都辦結夏安居供僧的活動,每次都有幾十家寺院安居,他的《菩提樹》都會發心供養。我說:「我們佛學院辦教育,長年累月的,一年到頭都跟安居一樣,為什麼不算是在安居?」

他認為辦佛學院與佛法無關,只有安居才是佛法。我們有許多的認知不同,不過,我認為「同中存異,異中求同」,同與不同,就不要太過計較,不必為了思想不同,就不相來往,那又何必呢?

由於朱斐居士也算是我的老友故人,尤其對台灣佛教文化有非常重要的貢獻,所以寫到此,對於這一位同為宣揚佛教而努力的道友,倍感懷念之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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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蔣元、朱其昌

華宇出版社負責人朱蔣元(一九二三~)、朱其昌父子,是江蘇南京人,對佛教出版事業非常熱心。為了讓大眾能認識台灣各寺院道場,也方便彼此聯絡,耗費兩年的時間,多次環島訪查,真可謂是歷盡千辛萬苦,才完成《台灣佛教寺院庵堂總錄》,這是第一本詳載台灣寺院庵堂的精裝書,朱居士不僅交給佛光山出版社發行,並請我題簽。我心想,我平常又沒練過字,哪能為你的書題簽,可是他很誠意,我只好勉為其難為他題字。

後來他又委託我編印《中華文化歷史系統圖》,就是用圖表,列出歷代帝王年號、重要人物、紀事等,我另外把每個朝代發生的重大佛教史實,如六祖大師、玄奘大師、鑑真大師等歷史人物,也編進系統圖,在歷史年表中標示出來。編印完成後,很多學者都認為這是教授「佛教與中國文化」的最佳教材。也預備送至全台灣幾百所的高中及初中,讓學生們知道佛教對中華文化的貢獻。

由於朱蔣元是這樣的發心,後來只要是他印的書,或者是從事佛教事業,我都很高興幫他的忙。有一次他告訴我,有些寺廟因為《台灣佛教寺院庵堂總錄》是我題字的,所以不願意購買。朱居士說:「大師,就算一本都沒有人買,也不要緊,可是書上如果沒有你的題字,我是不甘願的!」我很感念他這種忠誠的個性。

隨後他要編印《世界佛學名著譯叢》、《現代佛教學術叢刊》,請我做總負責人,我實在沒有時間,只好婉謝。後來他請了張曼濤來編印這套叢書,而張曼濤要求三十萬元作為編輯的費用(那時的三十萬,可買一棟國民住宅)。我雖然力量不夠,但為了這套書的意義深遠,還是勉力贊助此筆費用。

《現代佛教學術叢刊》共有一百冊,印刷費很高,一部定價台幣一萬元,很少人購買,成本根本不能回收,我就向他請購了兩百部,讓佛光山全世界的別分院或圖書館,都能有一套,也是樂於促成他的推銷。

甚至對賣不出去的,他第二次、甚至第三次的要我購買。我也都是一百部、八十部地買下來。還有一次他對我說,書還有八十餘部,沒有地方存放,希望我能全部購買,以便就此結束發行。我也二話不說,一次就通通都把它購買下來。儘管佛光山的建築還在工程中,但幫忙佛教文教事業的推展,佛光山的徒眾弟子們還是很熱心的。

佛法事業 承擔發心

朱蔣元認為宣揚佛教的第一義,不外推動佛教文化,我也很認同。他的華宇出版社,現在已改為法輪出版社,由他的兒子朱其昌繼承。朱其昌先生也是性情中人,對我同樣非常尊重。經常在海峽兩岸推動佛教文化,我也時常購買他印行的書籍,樂助他的文化事業。

說來台灣各地方的文化事業,多多少少都還是與我有關係的。我在有限的能力下,對佛教文化事業發展,仍願助其一臂之力,除對這些文化人聊表心意外,就如朱蔣元居士說的,宣揚佛教的第一義,不外推動佛教文化!希望佛法的事業有人肯做,有人來承擔發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