星雲大師參學瑣憶 張少齊、曾普信
【作者:佛光山開山星雲大師】 2018-02-04
  • 圖說:張少齊居士1957年創辦之《覺世》旬刊,接引無數人學佛,乃至出家。 圖/佛光山寺提供

  • 圖說:《覺世》旬刊創辦人張少齊長者。 圖/佛光山寺提供

張少齊

張少齊居士(一九○七~二○○一),江蘇如皋人。早年於泰州、金陵佛學院研究佛學。在泰州光孝佛學院及南京毗盧佛學院授課。一九四九年來台,熱心推動佛教文化,創辦覺世旬刊社、建康書局(益華文具行)等。對《大正藏》在台影印,出力甚多。由於他對佛教貢獻良多,佛光山將他列為功德主。

南京毗盧寺的二當家爽亭法師,因內戰避難到台灣。那時人地生疏,他就自費在台北成都路,開了「益華文具店」專門流通佛教的書籍,後來更名為「建康書局」。自己並改名為張少齊。

張少齊居士一九五七年創辦《覺世》旬刊,專門報導海內外佛教的各種活動消息,接引無數人信佛、學佛,乃至出家。對早期台灣佛教的振興,有著不可磨滅的功德。創刊的第一期,就請我做總編輯,我感念他對弘法的熱忱,就樂於接受,只是那時我除了在宜蘭念佛會服務外,還編《人生》雜誌,所以我向張居士表明,不能長期負責《覺世》旬刊的編輯工作。

雖然如此,我仍是一期一期的編輯下去,一直到一九六二年,《覺世》旬刊已發行到一百八十期,張居士堅持從一百八十一期起,全權交給佛光山接辦,由我接任發行人。

我跟張少齊居士相處,就像是家人一樣,都稱他「少老」。他跟家師是同輩,我記得我出家時,他是南京毗盧寺的二當家,家師在南京棲霞山寺是三當家。後來,他在台灣要籌募五萬元,預備開「新文豐印刷廠」,想找十個股東,每一個人五千元,他希望我能參加,並選我擔任常務董事,請一位為人正派的劉修橋居士擔任廠長。

但是兩、三個月後,他覺得開印刷廠,不是一個外行人所能勝任的,於是張少齊居士與我商量,想把印刷廠送給劉修橋居士去經營,只要他用心印行佛經,弘揚佛法就好了,當然我也沒有話說。不過那個時候出五千元,加入他的股東,對我而言是很不容易的一件大事。後來,在台灣的出版界中,新文豐的佛書可以說是源源不斷地在出版。

張居士對佛教的文化事業是很有心的,他跟孫張清揚女士表示:「中華民族歷代帝王都曾經刻印藏經,但是到了民國,卻無人發起推動,佛教傳統文化就這樣沒落,實在令人傷痛。」於是孫張清揚女士變賣身邊所有首飾,向日本請購一套《大藏經》,並透過當時外交部長葉公超先生,請駐日大使董顯光先生,從日本以專機將《大藏經》運送回台灣。就交由新文豐印刷廠來印行,中華佛教文化館負責發行,由南亭法師擔任《大藏經》環島宣傳團的團長,找我做領隊。

環島佈教 推500部大藏經

我組織了宜蘭念佛會的二十位青年,開始環島布教四十天,為《大藏經》宣傳,共計推廣了五百部《大藏經》,這在台灣文化不發達的時代,可以說是相當不容易的事。

我在編雜誌,他也幫忙寫文章,我們一直保持聯繫,也常請我到他住處用餐。張居士的學生張若虛,娶了一個太太是日本人,就好像他的兒媳一樣,做的素食真是像美學藝術一般,口味特別,我也很歡喜到他那裡去吃飯。倒不是想吃他的美味,而是少老對我的一番盛情,對我的關懷,讓我很是感動。

早年張少齊居士所建的琉璃精舍,號稱「地下叢林」,因為張居士素與佛教大德來往頻繁,許多教界紛爭都是在該處攤牌解決,經常車水馬龍,但是到了晚年,卻門前冷落車馬稀。

東初法師圓寂以前,成立一個中華佛教文化館的董事會,由張少齊居士擔任董事長。有一天,我就跟張居士說:「少老,聖嚴法師是東初法師的徒弟,你就把這個董事長交給聖嚴,讓文化館的基金財富,做為到加拿大發展,成為世界弘法的中心。」

他即刻說:「不行,他的師父圓寂前就是交代,不可以交給他人。」

我說:「少老,你當基金會的董事長,對你而言有沒有,都不是重要,但是你給了聖嚴,他年輕,必定能對佛教有所發揮。你是一位對佛教這麼熱心的人,這樣的好事,為什麼不樂意成就呢?」他沒開口,就沉默了。但是後來聖嚴法師真的就做了董事長、農禪寺的住持,發展法鼓山的事業。

台灣佛教文化 源頭耆宿

少老他對佛教的掌故、過去的往事,經歷很多,每次跟我談到金山、焦山、棲霞山,那許多的長老的行儀,我都聽的津津有味。他說:「我覺得自己的業障重,不能在佛教裡面發心,希望你能可以把佛教發揚光大,我會盡一切力量,幫助你。」我可以感受到他對我的真誠,這些話是真正從他心裡說出來的,而不是客氣話。

後來他建議孫夫人,把永和中正路上的一間房子送給佛光山,就是現在重建後的永和學舍,這就要感謝張少齊居士的因緣了。

我一直感念他熱心為教的種種貢獻,真可說是台灣佛教文化的源頭耆宿,及肯得接受我的建議,讓聖嚴法師做了董事長。所以後來他晚年,我在美國為他找了一棟房子,作為他安養天年之用,他真的也活到一百歲,也算高壽了。張老居士自己也著有《金剛經靈異錄》,也曾禮拜《藥師經》,獲得燈花舍利,可以說,是一位非常虔誠精進的修行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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曾普信

曾普信(一九○二~一九七七),台灣人士。日本東京駒澤大學畢業(在當時算是佛教界學歷最高的學者)。他師承基隆月眉山靈泉寺德林和尚,畢生以寫作弘法,對台灣民間信仰頗有研究。曾任《台灣佛教》月刊主編、花蓮佛教支會理事長、花蓮東淨寺住持。

曾普信居士在日據時代,已出家,是屬日式的僧人;台灣光復後,成為中國佛教的居士,但還是沿用靈泉寺法派的「普」字號,法名為「普信」。所以他的身分是介於僧俗之間。他看到我們這些後輩的年輕法師,都自稱弟子。

普信居士在擔任花蓮縣佛教會理事長期間,對佛教貢獻最大的,莫過於促成台北善導寺讓李子寬、孫張清揚來接管。

一九五一年,花蓮發生大地震,東初法師因我是《人生》雜誌編輯的關係,就要我募集衣物,到花蓮去救濟地震後的災民。那時我還年輕,雖很慈悲熱忱的募集一些衣物,但不懂得要如何發放?自然就找到花蓮佛教會理事長曾普信幫忙。曾理事長看到我帶那麼多救災物資來,簡直把我當成恩人,如同侍從的跟前跟後協助我,對我的熱情、尊重、接待,真讓我受寵若驚,因為從來不曾有人對我這麼禮遇過。

賑災過後,我曾在《人生》雜誌上,呼籲讀者大眾一起來救濟花蓮災民,重建東淨寺。由於曾理事長通曉漢文,將其譯作的《中國禪祖師傳》、《日本禪僧涅槃記》、《蘇東坡傳》等文稿,都交由我在三重的佛教文化服務處出版。因此因緣,也讓我們經常的有書信往來。

做個正信居士 萬分榮幸

曾居士是花蓮東淨寺住持,曾要繼任的住持紹慧比丘尼拜我為師父,也多次想把東淨寺交由我管理。因東淨寺地處東部,在一九五○年代,交通實為不便,且我人手不足,實在難以兼顧,只有感謝他的好意了。

有一次,他在信中提到:「台灣是中國的領土,後變成日本的殖民地,我們不得已要過著殖民的生活……現在台灣光復了,我們可以回到中國文化裡,雖沒有資格再稱為和尚、比丘,但是能做一個中國佛教的正信居士,也不禁感到萬分的榮幸。」

在五、六十年前,這樣的一段話,就是現在讀起來,也是感人至深。我以曾普信居士為尊、為師,也不為過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