星雲大師人間系列 我尋找領導人
【作者:佛光山開山星雲大師】 2016-12-17
  • 圖說:世間上,宗教也好,黨派也好,什麼事業、團體、學派也好,都先要有一個領導人,要鞏固這個領導的中心,有聲望,有能量,有以他為共尊的群眾,宗教的各種事業才得以發展。 圖/人間社資料庫提供

  • 圖說:世間上,宗教也好,黨派也好,什麼事業、團體、學派也好,都先要有一個領導人,要鞏固這個領導的中心,有聲望,有能量,有以他為共尊的群眾,宗教的各種事業才得以發展。 圖/人間社資料庫提供

  • 圖說:世間上,宗教也好,黨派也好,什麼事業、團體、學派也好,都先要有一個領導人,要鞏固這個領導的中心,有聲望,有能量,有以他為共尊的群眾,宗教的各種事業才得以發展。 圖/人間社資料庫提供

佛教所以能成立,並且在世間上教化眾生,因為佛陀是佛教的領袖、教主。一個宗教,有了教主,這個教的教法才能傳播。世間上,宗教也好,黨派也好,什麼事業、團體、學派也好,都先要有一個領導人。要鞏固這個領導的中心,有聲望,有能量,有以他為共尊的群眾,所以宗教的各種事業才得以發展。

我自幼出家,雖然在青少年的時候什麼都不太懂,但是就有一個理念,我知道我要找一個未來的領袖(領導人)。所謂「忠臣擇主而事,良禽擇木而棲」,剃度的師父,像是家族的師長,他引渡我進入佛門,但是我要擴大佛教的影響,我就必須要找一個有全面性的、能夠為佛教做普遍發展的領導人,我可以跟隨他學習、奉獻。

尋找弘法領袖 親近學習

這樣的一個領導人,在我年輕的時候就開始尋覓。當然,我在棲霞律學院讀書,裡面也有許多的老師,但他們只是教室裡的老師;後來我到了焦山佛學院,思想已有所擴大,那許多老師也只是知識、思想上的老師;但是,要在佛教裡面從事弘法利生的事業,我就必須要找尋一個比較全面、有未來,並且能夠領導全國佛教的人物,來作為我的領導人。

在我那個初出家的年代,我就知道了弘一大師,他是研究律學的律師。律宗,雖然在佛教裡很重要,大家學佛修行要重視律學,以戒為師,但是,太過強調戒律,其他的佛法難道不重要嗎?所以我就沒有想要去親近弘一大師。

我也知道印光大師在蘇州靈巖山弘揚淨土,光是以通信的皈依弟子,就有數十萬人;但是我想到,念佛法門,民間的信徒當然可以信仰,但如果要普遍到整個佛教,這也還不夠。所以,很有德的印光大師,我也沒有很想親近他。

另外還有圓瑛法師,他是佛教會的會長,在上海,可以說呼風喚雨,一般保守派的佛教人士也都對他很恭敬、尊重。但我心裡想到,佛教的未來,還是必須要革新才能進步;老是在保守的情況下,讓佛教停滯不能向前,我想,我也不能去跟隨他。所以,當我的朋友煮雲法師到上海圓明講堂去跟圓瑛法師學習的時候,我祝福他,但是我自己並沒有動心。

在我心裡,也急於要找我的主人、我的領導人,能為我所尊重的佛教領袖。當我聽到「太虛大師」的名字,那個時候正是在抗戰期中,他在重慶,我在淪陷區的南京,並未親近,也未謀面;但是,一聽到他對佛教全面的發展,對佛教的事業,他普遍的倡導;對全國的佛教,他普遍的關心;甚至,他提出他的主張:佛教要改革才能生存,如教理、教義、教產的革新。

我一聽,覺得「啊!這真是我的善知識,這是我的主人、我的領袖。」

認定太虛大師 發願追隨

記得那個時候和同學們就說:「假如是太虛大師作領袖,他叫我赴湯蹈火,我絕不問為什麼,我要服從他。」因為在我心中,已經認定他為我的領袖。

沒有兩年,中日戰爭結束了,中國勝利,日本無條件投降。那時太虛大師已經被認為是未來佛教的領導者,甚至政府也發布命令,指示他要「整理中國佛教會」。當然,他是未來佛教的領導人。

所以,當他組織「中國佛教會會務人員訓練班」時,我很有幸的,以十八歲最幼小的年齡,參與了會務人員訓練班的課程。心裡在想,我有了希望,我有了未來,因為我會追隨太虛大師。

當太虛大師法駕光臨焦山的時候,我在江邊,隨眾匍匐在地上迎接他。在我心裡,就好像迎接佛陀一樣。當然,我沒有機會跟他說話,他也不知道有這麼一個青少年對他的崇拜。

但是,當他從我的前面經過的時候,我心中就暗暗的誓願:「大師,誓願捨身捨命跟隨你、服從你。」

這樣子之後,當然,必須等到我的學業結束,也必須等到在南京的中國佛教會復員我才能參與,我立願一定要去追隨太虛大師。

悲痛佛教未來 頓失希望

但是,很不幸,就在中國佛教會成立前,他在上海以五十八歲的壯年因為腦溢血而圓寂。那是我二十歲的年齡,正在宜興祖庭大覺寺附近擔任一所國民小學的校長;聽到太虛大師圓寂的消息,如晴天霹靂,大地忽然黯然無光,呈現在眼前的,沒有光明,一片黑暗。我並不是為自己悲傷,我甚至也不是說為人的生老病死而傷感,我為未來佛教的前途悲痛不已,覺得沒有了希望。

我有兩、三天的時間,失魂落魄,茶飯不思,夜不曾眠,如喪考妣,甚至是比喪了考妣更大的悲傷。因為這不是我個人,我好像帶著一種全佛教的使命而悲傷。但是,佛教講因緣法,因緣如此,也無可奈何。

中日戰爭結束了,國共內戰又興起,到處戰亂,到處充斥砲聲、槍聲,跟死亡戰鬥。雖然在這個階段,我一樣的在南京為了復興佛教和一些志同道合的青年同學奮鬥不懈,如智勇、能培、惟春等。但是,如群龍無首,我們所做的一切,都沒有一個領導中心。

那個時候,我也想到巨贊法師,也想到通一法師;不過,他們那時也還年輕,只是在文藝上、文學上的表現;儘管我也在雜誌上曾經讀過他們的文章,但感覺到他們還不能成為領導全佛教的領袖。心中就感到很茫然,覺得自己沒有了主人,沒有了領導人。

之後,糊糊塗塗、盲盲從從地從大陸到了台灣。當時,我也知道太虛大師很多的弟子,像塵空法師、大醒法師、芝峰法師、樂觀法師等;我知道他們都很賢能、很有學問,但是我覺得他們對佛教的宏觀不夠。有的在學問上用心,有的在寺院行政上著意,也有的在講述上發展,但對佛教的前途、佛教的興革等等,我找不到太虛大師理念的傳人。

自我振作奮發 全心奉獻

但是在台灣,忽然知道了法舫法師,他在斯里蘭卡大學教授中國佛教。我讀過他不少的文章,我知道,他能夠繼承太虛大師的志願。我就想發起大家一起邀請法舫法師來台灣做我們佛教的領袖、領導人。

就在這個時候,忽然聽說他在斯里蘭卡遇難身亡,死在教室門口的走廊上。一說被人槍殺,一說腦溢血而亡,眾說紛紜。在我,也是如晴天霹靂,我又一次彷彿掉入黑暗的深淵。感覺到要找一個領導人、找一個主,是多麼的困難哦。

雖然當時台灣有慈航法師,有大醒法師,有東初法師,有南亭法師,有默如法師、戒德法師,甚至白聖法師、印順法師等等,都是太虛大師的學生、友人;不過,他們並沒有太虛大師對於佛教全面發展的觀念。我慢慢揣摩他們的個性,有的怕事,沒有承擔;有的善變,朝三暮四;有的心量狹小,不能容忍;有的大言而誇,不切實際;有的好名好利,有己無人;有的只作學問,不問佛教興亡;有的空泛妄想,不能落實……,我陷入到痛苦當中。我覺得,佛教沒有了領袖,就等於蛇無頭而不行。

這一段時期,我非常消沉、非常落寞;其實,那時候的自己,也不是有什麼能力、有什麼抱負,或有什麼資本,我也只是一種杞人憂天,為佛教傷感的一種掛念、關懷。

所以那時候,寫了一本小說叫做《無聲息的歌唱》,大概就是在慨嘆佛教未來的前途,只能在歧途上徘徊吧,在黑暗裡摸索吧,不知道在苦難裡面如何才能奮鬥成長吧!

當然,後來我也遇到善的因緣,到了宜蘭,有了一些年輕人、學生、青年軍官的參與。大家組織歌詠隊、念佛會、弘法團,才慢慢覺得好像也有了一點為教的生命,有了一些力的展現,佛教也有一些生氣。就感覺到領導人沒有了,我們只得「蜀中無大將,廖化作先鋒」,就算我們只是一個小兵小卒,也不能自甘墮落;我告訴自己要振作、要奮發,還是要去擁護佛教的諸位大德,自我砥礪要去為佛教犧牲奉獻。

捨我其誰志氣 佛教靠我

但是,可憐的佛教、可憐的教團,一些長老們跟我們年輕人的想法都不一樣,好像他們都不是為佛教打算,都只是為自己的利益在那裡計較。

我也曾有機會親近白聖法師,但是他跟我講到人的時候,都是談說如何打倒這個人、打倒那個人。我覺得我革新佛教的主張只想建設性的,不想做破壞性的。

所以,我也曾經跟白聖法師建議,將臨濟寺捐獻出來做中國佛教會的會址、服務中心。我說,我也願意以身作則,把宜蘭念佛會新建的講堂,在高雄新建的壽山寺,甚至在三重埔成立的佛教文化服務處全部奉獻出來,共同來為佛教發展,大家都能來化私為公。

但是,他卻跟我說,你先叫悟一法師把台北善導寺捐獻出來。我心想,叫人家先捐獻出來,我們不以身示法,怎麼能做領導人?因此,我得不到白聖法師的欣賞,恐怕也不是沒有原因吧。之後,白聖法師把持中國佛教會四十年,我們看佛教會的發展,在他控制之下,只有自私,只為一師一人,真是徒呼奈何。

話說回來,我的個性是「有教無我」,在這種情況之下,無人、無力、無錢,不過至少還有一點佛法的因緣,只得自己不揣淺陋,勉勵自己要承擔「佛教靠我」的心。

尤其,在浙江普陀山閉關的塵空法師,已經在大陸解放以後,竟然從解放區寫了一封信給我,信封上還貼了一張毛澤東的郵票。信很長,內容我也記不得那麼多了,但是其中一句:「我們年輕人要有『佛教靠我』的志願,不要只想到我要去靠佛教。」

他的這一句話,忽然在我的眼前像一盞明燈指引我:「對,對了!佛教靠我。對佛教,捨我其誰,我雖不才,但我要盡心盡力。」

於是,效法將軍「馬革裹尸」為國盡忠的精神,小兵如我,不也是一樣可以為國、為教盡自己的能量嗎?鸚鵡啣水、愚公移山的精神,還不能做我們的榜樣嗎?

團結平等為教 法為中心

從此,我就一面為佛教服務,一面繼續找尋我心中的領導人。但後來我親近的有些長老們給我有一個感覺,這許多長老們對青年人不但不會交棒,如李敖先生說的「還會給你當頭一棒」。實在說,給人當頭一棒的人,怎麼能領導全佛教的發展呢?

所以,我一直訴求,能讓佛教出現一個領袖,給我們來擁護;能夠出現一個大善知識、大菩薩,讓我們來崇拜。

我一直主張融和,不希望分門別派,所以佛光山在開創的時候,我就訂下「八宗兼弘」。另外,我對信徒講「解在一切佛法,行在禪淨共修」,我總是希望團結佛教的宗派,團結佛教新舊的人士,一切用四眾平等的觀念,讓佛教都為四眾所有,全面地讓佛教成為集體的、團隊的、一家的,來共創佛教新的氣象。但是,「人能弘道,非道弘人」,能做這種領袖的人,又在哪裡呢?

雖然我後來也聽說,有為的巨贊法師被共產黨列為百位開國元勳之一,趙樸初居士為佛教勇敢護持,這都讓我讚歎隨喜;只是兩岸遙隔,在那個苛嚴的時代,想要往來也沒有辦法交流。

六、七十年佛教的生活歲月,匆匆地過去了,這個訴求在我心中沒有消失過。現在,我九十歲了,只有以佛為中心,以法為中心。佛法,不會辜負我們;真理,不會捨棄我們。我們在佛法裡面,只有依法不依人。

唯望今後的法運常興,法水長流,讓佛法撫慰我們今後的人心,淨化我們每個人的貪欲、瞋恚、愚痴。

為文至此,用我揚州同鄉唐朝鑑真大師的話來表達自己的心情:「山川異域,日月同天;寄諸佛子,共結來緣。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