再談 我不是「呷教」的和尚(上)
【作者:作者-佛光山開山星雲大師】 2016-01-30
  • 圖說:推動文化教育,是「文化的和尚」。 圖/中新網提供

  • 圖說:我關心慈悲救濟的事業,海外救助,不落人後。 圖/佛光山慈悲基金會提供

上周在《人間福報》寫了〈我不是「呷教」的和尚〉一文,發表之後,這幾天回響熱烈。有人說,他讀了以後想要哭;有人說,他要學習;有人說,他讀了很快樂、很自在,意思就是,有人喜歡閱讀這一類的文章。這引起了我的一些想法,對於〈我不是「呷教」的和尚〉這個主題,還有很多的話題值得向各位報告,所以現在再談〈我不是「呷教」的和尚〉。我說自己不是一個「呷教」的和尚,不是標榜自我;我今年九十歲,已經是一個殘障、高齡的老人,我對人世間還有什麼所求?什麼我都不要,我還要來自我吹噓嗎?不過,有一些缺點,大家可以不要認同;當然,我也自信有一些優點,寫出來可以讓大家參考。你歡喜,就做為茶餘飯後一笑的話題;你不歡喜,就把它當做廢話好了。

為教爭光榮 堅持本土化
說起我不做一個「呷教」的和尚,甚至說,我不願意做一個受外國人供養、幫助的和尚。這個世界上慈善人士不少,甚至六十年前的一些讀者,對我的言行苟同的也很多;當然,有許多人批評我,也有許多人讚美我,所謂毀譽都有。就如我寫《釋迦牟尼佛傳》的時候,有一位法師批評說:「星雲某人,把佛陀寫成像一個人,實在太褻瀆佛陀,犯了大不敬,佛教會應該要開會檢討他!」我聽了也不以為意。我建佛光山的時候,有一位國際的航運大王,發跡得比長榮集團的張榮發更早,也比香港海運大王,也就是香港前總督董建華發展更早的沈家楨先生,他居住在美國紐約,五十年前得知我要開山,他就願意捐五千萬元給我做建設經費。其實,我那個時候估計,建設佛光山不需要五千萬元,你寄那麼多的錢給我,我也不敢接受。而且大施主幫我建好了佛光山,人家都會說,高雄的佛光山是美國沈家楨居士發心捐獻功德的,這樣會讓我對不起台灣的同胞。因此,我就謝絕了他五千萬的好意捐獻。我寧可以在台灣,十塊、二十塊錢的接受一般民眾給我的資助。原因何在?我愛台灣,我愛中國,我要做中國的和尚,我要為台灣爭取光榮,我不替美國人來建寺院。所以我說,不但不做「呷教」的和尚,而且我不要做一個受外國供養的和尚。本土
化是我的行事觀念,我要為台灣爭取榮耀,我要為中國爭取榮譽,我要為佛教爭取光榮,我要做一個不吃教的和尚,這意謂我要做一個本土的和尚。

自知缺點 加倍努力上進
現在說我自己不做一個吃教的和尚,說起來,我連做和尚的資格應該都不俱全。因為我除了對佛教基礎的信心以外,我並沒有做一個和尚的基本條件;因為在佛門裡面做和尚,必須要具備梵唄唱誦的能力,像我這樣五音不全,在佛門裡面怎麼會有我安身立命的地方呢?
原本,我並不知道自己五音不全,是有一次,宜蘭高中的音樂教師楊勇溥先生來訪,我拜託他為我寫的歌詞譜曲,我就把這許多詞句的意思跟他說明,他聽了以後,忽然跟我講:「一般人講話有『平上去入』,你怎麼講話缺少一個『入聲』啊?」我一聽大驚,原本就不長於唱歌的那許多宮商角徵羽五音,現在,連講話的四聲都不全了,怎麼只有三種聲調?那我以
後連講話都不能了嗎?這讓我想到近年來,有機會回到故鄉揚州,蒙揚州的父老兄弟們都說:「你的揚州話一點都沒有變。」但慚愧的,原來我的揚州話也只有三音,不但五音不
全,連四聲也不具備了啊!一個五音不全的和尚,就是想做不吃教的和尚,也沒有什麼可取之處了。好者我知道自己的缺點、苦惱,我不得不力爭上游,加倍努力,用其他的方法補充自己的能量,做一個不吃教的和尚,讓人家能接受我,承認我是佛教的一個和尚。

耕耘文化教育 慈悲行善
因為明白自己的殘缺,我就要想力求上進。因此,當我看到佛教文化這一部分少有人耕耘,我立志要做一個文化的和尚;我也注意到佛教教育少有人去推動,我就想,這一塊我可以加強努力,做一個教育的和尚。至於慈善事業,儘管佛門已經做了很多,不過我也勉勵自己不能退讓缺席,我也要發心做一個慈悲行善的和尚。我經常自覺,自己只是一個佛教的信徒,和一般的優婆塞、優婆夷在家的居士一樣,我不但要做和尚,我要做和尚信徒,為佛教布施喜捨、做功德。

一般的和尚,只要會念經、說法就好了,當然,我也要會念經、說法,但是只做這樣子的和尚,我是不甘心的,我要做一個能夠從事多方面弘法的和尚,只要我能做的,只要與佛教有關的,我要無所不做。幾十年的和尚生涯,我在教育上,光是大學就辦了五所,佛教學院有十多間,另外還有中學、小學,應該我是可以被稱為「教育和尚」,但從來也沒有聽過
誰人說我是「教育和尚」。在文化方面,徒眾告訴我,我總共寫了有三千多萬字的文章,出版兩百七十多本的書,也辦過多少的學報、雜誌,推動藝術、展覽,卻從來沒有人稱我為「
文化和尚」。我關心慈悲救濟的事業,自許自己不落人後,我也和信徒一樣的忙著救災,學習觀世音菩薩的救苦救難,也從來沒有人說我是「慈善的和尚」。但是,有一個我很不願意聽到的名稱,倒是常有人提起,那就是「政治和尚」。關心社會 表達人民心聲說起「政治和尚」這一個名詞,我自覺自己不夠條件,而且我也不願意做政治和尚,因為我對政治沒有
興趣。但我愈是不願意,社會上有些人就如瘟疫傳播一般,不斷地從四面八方傳來,都稱我為「政治和尚」,好像這樣他們才覺得這個名稱適合我。我自我檢討,為什麼我忽然從一個不呷教(吃教)的和尚,變成一個「政治和尚」呢?後來知道原因,因為我關心社會,有時候在文章裡面,難免不為社會、民眾表達一點苦難的心聲。再有,一些政治人物常來跟我拜訪,光是蔣經國先生,我就接待過他四次,他也曾請我到總統府參加會議、吃過點心。後來繼任的李登輝,多次到佛光山來,都受過我們隆重的接待;陳水扁曾在佛光山住過,還說願意為我們打掃大雄寶殿前面的廣場,甚至請我到總統府的月例會上,對一級的各院會首長講說佛教。當然,歷任的三軍司令、五院的院長、各部會的首長,由於蔣經國先生來過佛光山之後,他們大概有了閒暇,覺得可以來山一遊,我總應該要接待。因為在佛光會會員信條裡面,我們有一則佛光人的性格:「來時歡迎,去時相送」,記者知道了,就在報紙上發表這許多人前來佛光山,並且說由我出面接待。大概是這樣,我就成了一個「政治和尚」了吧!
實際上,我是不服氣的,因為我從事別的弘法事業,應該比做接待這些政要更多、更重要,為什麼我不能做其他不呷教(吃教)的和尚,而要說我做「政治和尚」呢?後來,有一位電影的導演劉維斌先生跟我說:「政治和尚也不是不好嘛,有人要想做政治和尚,他也做
不到。叫你政治和尚,表示你有辦法、有力量啊!」我一聽,「政治和尚」的意義是這樣嗎?後來想:唉!算了,管它好或不好,這個與我又有什麼關係呢?好,也不是我的,不好,也與我沒有關係,我就不管它了!

問政不干治 是行事原則
回憶往事,我在中日戰爭勝利之後,太虛大師提出「問政不干治」的宣言,應該我對這一個主張是非常服膺的。我覺得佛教確實是可以關心社會、關心國家、關心民眾的福祉(問政),但是不一定要去做官員(治理國事)。後來,蔣中正先生也曾經邀請太虛大師擔任國大代表,太虛大師提出要求說:「請讓佛教能有二十個國大代表的名額。」當時,陳立夫先生在國民黨組織部任職,不贊成太虛大師的意見;他認為佛教要二十個名額做國大代表,還有其他的宗教怎麼辦呢?難道國大代表裡都要成了宗教的代表了嗎?太虛大師說,其他的宗教像基督教、天主教,他們是宗教徒,但都有其他職業,就算他們是國大代表,也都是由其他職業產生的代表資格;但佛教的和尚,他沒有其他的職業,不能由另外的職業團體來產生代表,所以就有這種特殊的情況。但是那個時候,不蒙陳立夫先生他們的同意,太虛大師沒有為此事再多所爭取,他也不做國大代表了。我認同「問政不干治」是佛教與政治之間最好的行事原則。記得在五十多年前,佛光山還沒有開山的時候,國民黨高雄市黨部主任委員季履科先生,就曾經到壽山寺問我:「你願意不願意做立法委員?」如果那時候,我依著太虛大師的主張,是可以做立法委員,只要我點頭,國民黨提名,應該在五十年前,我就有立法委員的資格了。但是,那時候台灣剛實施選舉,選舉的風氣已經非常不好,我就跟季先生說:「季主委,這個千萬不能。因為假如我出來選舉立法委員,我的祖宗三代給人批評、毀謗也還罷了;如果辱及到我信仰的教主釋迦牟尼佛,說佛教如何如何,和尚如何如何,那我是不能忍受的。拜託,這個立法委員的人事,請再另選高明吧!」 (待續)